以身服人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当时的顶级学府，所有的人都想要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读书。梅贻琦手里不设任何特权，要想进入西南联大，一切都靠成绩说了算。西南联大创办了一个附中，教学质量很高，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去读书。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报考了联大附中，却没有考上。龙云很生气，因为联大创立时他给了很多帮助，现在自己的女儿报考联大附中反倒没被录取，于是便要派秘书长去梅贻琦那里要一个入学名额。秘书长犹豫半天都没去，龙云问他怎么还不去办，秘书长告诉龙云，梅校长的女儿也报考了联大附中，同样没被录龋龙云立刻消了气，对梅贻琦肃然起敬。
教育精神
梅贻琦一生留下有关教育的著述不多，他曾在1941年的《清华学报》发表了《大学一解》一文。对比古今中外的教育思想，梅贻琦认为中国的大学制度从西方移植而来，要吸取西方大学中学术自由与民主思想等精髓。然而中国《大学》也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梅贻琦同时提倡大学应具备“新民”之特征，人才的培养也应该朝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发展。
1945年，西南联大在“敬告全国同胞”书中这样写道：“联大的师生生活在艰苦的日子里，贫困笼罩着一切，营养的不良，衣衫的褴褛，书籍仪器研究工具以及居屋都是奇特的困难、缺乏、憔悴、衰颓、死亡，世局国难的苦闷，社会的辛酸，种种人间的不幸，不断地连续地打击在他们身上，而他们依旧坚贞不易，在继续一个永远不会终止的工作——真理的追求。”
梅之高韵，绵绵无绝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了战火中的教育使命，三所大学的师生也各自返回北平与天津。梅贻琦回到北平，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为清华大学复校做准备。然而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无心教育，梅贻琦的复校大计没有顺利实行。
1948年底，梅贻琦离开北平，由香港转道巴黎，后前往美国，保管清华在美基金。台湾当局曾经要动用清华基金，但梅贻琦坚持清华基金必须用于教育事业。1954年与1955年，梅贻琦两次赴台，用清华基金在台湾筹办了清华原子能研究所，并选定新竹为校址。梅贻琦后来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并兼任原子能委员会主任。1959年，因工作繁重而染病的梅贻琦，依旧在家中坚持处理清华研究所的校务。1961年，在台湾原子炉完工时，梅贻琦于病床上象征性地按钮启动原子炉。1962年5月，73岁梅贻琦因病离世。
1965年，台湾清华大学于新竹正式成立，梅贻琦被安葬在校园内。学校为梅贻琦修建了一所墓园，取名为“梅园”，服务于清华大学近50年，梅贻琦在自己亲自选定的校址拥有了永恒的归宿。每年都有清华校友到梅园悼念梅贻琦，曾经有清华校友说：“无论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有清华人落脚，就必然有集会来悼念他、颂扬他，他是永远活在清华人的心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