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是有许多有学问的女士的”，伊丽莎白·巴瑞特·勃朗宁毕竟这样承认，虽然同时，或许没有说实话，她又声称自己并不知道有任何的先辈“女诗人”（“我到处寻找祖母们，可是却一个也没有找到”）。
然而，对于大西洋两岸的19 世纪文学女性进行研究的计划的特别迫切之处，在于浪漫主义的美学遗产与政治上的反叛性，在整部《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我们一直在对此进行跟踪研究。因为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为女权所作的辩护陈辞到废奴运动，再到全国范围的一系列民族自决运动，对于这一时期的女性史来说具有关键的意义，这些运动不仅催生了欧洲的1848 年起义，甚至还激发了女性主义者的崛起。也是在1848 年，纽约塞尼卡瀑布镇这个地方开始的，这一革命发展而为另一个革命的开端，催生了新兴艺术的萌芽。正是这一艺术启发了巴瑞特·勃朗宁把她的女主人公命名为奥罗拉，而艾米莉·狄金森或许是为了向那些十分值得钦佩的英国先辈表示敬意，随后写下了神奇的《男子看不见的早晨》（morn by men unseen）和《一个不同以往的黎明》（different dawn）（J. 24）的诗歌。简·爱挑战时俗的言论中体现出激进主义的色彩，她说，“女性和男子的感觉能力是一样的；她们需要锻炼自己的能力，也需要一个领域，以便她们可以像自己的兄弟一样付出努力”（第12 章）。这种激进主义毫无疑问被那些或隐蔽或公开崇尚女权的女性知识分子所吸纳，从16 世纪的阿梅莉亚·兰亚到18 世纪的安妮·芬奇都是如此，而夏洛蒂·勃朗特笔下19 世纪的女主人公将会发现，她自己有着那么多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强大而又令人惊奇的同胞姐妹。
正如我们既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又在《诺顿女性文选》中指出的那样，如果要对加强了姐妹情谊的那些过程作出界定的话，那就不仅要与传统的历史拉开距离，还要与常规的文学地形图拉开距离。因为直到不久之前，那些不同国籍的女性才可以说稍稍进入了公众世界的视阈之内，而当我们一起撰写《阁楼上的疯女人》时，我们是抱有这样一种信念，即脱胎于女性社会群体的女性文学传统的建构，是超越了政治与民族的疆界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猜测，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女性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根据国别来定义的19 世纪；只有一个19 世纪存在着—它将英美女性作家的文学成就共同包含在内，这些成就体现为散文叙事作品与诗歌，它们偏离了维多利亚时代有关女性气质的意识形态，并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生活的现实保持着一种张力关系。4 长久以来，在我们眼里，那样一种跨越大西洋两岸的女性想象力的事业创造出种种有趣的不协调来。举个例子来说，写作了一部重要的奴隶叙事作品的哈丽雅特·雅各布斯（Harriet Jacobs）和《呼啸山庄》的作者出生于同一年，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或者再举个例子，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和玛丽·雪莱出生于同一年，这又代表了什么呢？回到评估的问题上，为什么说在我们的想象中更加令人振奋的20 世纪争取选举权的运动中，艺术家的声音要微弱得多，为什么其中的诗人是艾丽斯·梅内尔（Alice Meynell）而不是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为什么其中的小说家是梅·辛克莱尔（May Sinclair）而不是乔治·艾略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