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苏珊和我在学术上并非对于那个时代一无所知，说不定，我们的研究背景还更有益处，因为从艾米莉·狄金森所说的意义上，我们所接受的训练迫使我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作品采用了一种“倾斜的”观察方式。苏珊把她对于18世纪文学的研究和对于小说史的关注结合在一起，更宽泛地说，还和文体理论结合在一起。而在整个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我则一直处于研究现代主义和研究浪漫主义两种力量的撕扯之下；事实上，我一直努力想把两个研究领域整合到一起，方法就是通过考察现代主义是如何特别地受到浪漫主义的许多重要影响而改变了自身的形态的。
当然，除了我们个人的背景之外，显而易见还有一些原因可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在学术研究的早期阶段会把热情和力量都倾注在19世纪，就像其他许多早期从事女性主义批评的女性一样。其中有一点在于，我们现在认为，使我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为女性读者的意义的大部分重要文本，事实上都是19 世纪的文本——而无论是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历史上看，究竟有多少“天真幼稚的”文学女性没有被提及呢？构成《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基础的教学大纲所体现出来的经典标准，是活在每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的，她们的少女时代便是在如饥似渴地研读那些体现了女性想象力的经典作品中度过的，小说有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玛丽·雪莱（Mary Shelley）、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作品，而如果这位少女喜欢诗歌，那么，她会去读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幸运的是，与这一教学大纲有关的背景知识在70 年代早期，已经有一些社会历史学家在探索了，她们包括卡罗尔·史密斯–罗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南茜·科特（Nancy Cott）和玛莎·维西纳斯，还有一些具有先驱意义的批评家如埃伦·莫尔斯和埃莱娜·肖瓦尔特，她们当时都开始发表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最终被汇集于莫尔斯的《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1976）和埃莱娜·肖瓦尔特的《她们自己的文学》（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1977）（事实上，埃利奥特甚至就是肖瓦尔特有关英国女性小说家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读者之一，肖瓦尔特的这部论文是20 世纪60 年代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完成的，因此，我一回到加利福尼亚，当遮挡在眼睛上的阴翳去除了之后，便立刻冲到图书馆，开始研读校园内保存的她那部有签名并装订了封面的论文副本）之中。正如我们在《阁楼上的疯女人》1979 年版的序言中提到的那样，苏珊和我都认为，“由于莫尔斯和肖瓦尔特对于女性文学亚文化群落的整个历史已经进行了出色的追踪”，我们因此才得以“细致地聚焦于我们认为对那段历史有着关键意义的部分19 世纪文本”。
可以肯定，新生的女性主义批评运动已经开始了这样一种动作，即发掘已经被遗忘的女性创作，使得像《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妖怪市场》（Goblin Market）和《觉醒》（Awakening）这样的作品死而复生，其价值也重新得到评估；我们当然也要把这些作品纳入到我们正在着手描绘的文学地图之中。还有，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是所有女性主义批评文本之伟大母亲的文本——当然，就是《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我们产生了对于那些已经快要湮没，但幸而现在又被重新发掘出来的文学女性的特殊兴趣，这些文学女性包括安妮·芬奇（Anne Finch）和玛格丽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但是，我们又意识到，对于我们以及其他许多女性读者和作家的女性想象力发生作用的最强有力、也最具活力的力量，毫无疑问是那四位一马当先的女骑手，至少在小说领域是如此：她们就是简·奥斯汀、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