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肯定的是，上述诸种责难在理论上的复杂性，以及进行责难的人们对意义上的微妙差别的坚持，等等，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自20世纪60 年代末和70 年代初那些最初想入非非的觉醒以来，女性主义所取得的进步。但是，准确地说来，那些意义上的微妙差别并不是当时的我们所能够清楚辨别的，因为我们突然看到，可以有一种新的方法去观察、去思考，就像豪迪·都狄一样给思想注入了新的生命，或者就像弗兰肯斯坦的新娘那样兴奋得手舞足蹈。至于我们最初遇到的那些怀有敌意的批评家，他们也同样缺乏对于意义的微妙差别的辨析。他们几乎清一色都是男性，我丈夫有一次提到，他们对于《阁楼上的疯女人》的基本观点所作的攻击，可以用两句简单又平淡的句子来概括。第一句是：“男性也同样在忍受着痛苦哇。”第二句是：“我妻子并不那样认为呢！”
苏珊·古芭：有一次，我提醒桑德拉说，“我并不相信希刺克利夫（Heathcliff）是一个女人。”不止一次地，我还逗她说，“你有没有认真想过，我们或许可以放弃使用书开头第一句话中使用的‘阴茎’那个词？”在我们的合作中，我在提供启示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之间的大量交谈——无论是在电话里、在汽车中、飞机上、餐馆内还是在旅馆的房间里；还有是在合作教学时、参加学术会议时；后来则通过联邦快递和电子邮件——改变着我们写作的形态，而写作则最终使交谈的内容获得了固定的形式。但是，这些讨论中当然也包括一大批其他的人：其中有我的女儿玛拉和西蒙娜，她们对于和我们的研究相关的身体艺术品和身体行为（既包括简·盖洛普的《通过身体思考》的封面，也包括她们母亲经常不在家的事实——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妈妈出差去了”）充满激情的反应始终鼓舞着我；我的前夫爱德华·古芭帮助我们将打字机换成了电脑（因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是诞生在那个“剪切”意味着剪刀，而“粘贴”意味着胶水的时代的）；我亲爱的朋友玛丽·乔·韦弗，还有印第安纳大学里我的那些聪明而支持我的同事，他们成为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并不是所有的中西部人都成了或即将成为冷面机器人。
桑德拉后来的丈夫埃利奥特·吉尔伯特是帮助我们最多的人：他以充满激情的善意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思考、写作，他作了关于《魔笛》中夜之女王的一系列优美的讲座，摹仿狄更斯扮演《奥列佛·退斯特》中西克斯的形象，讲犹太笑话，按照复杂的食谱做菜，润色即将在《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上发表的论文，或者，就是对戴维斯分校的行政管理进行分析。在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参加1999 年狄更斯项目的学者们，决定围绕《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20 周年这一主题，在小组讨论上交流。狄更斯年会是埃利奥特帮助建立的。以这样一种形式表示庆祝，倒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方式。
19 世纪及其后
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一样，我也要对许多人表示谢意，他们中有无数朋友和同事，还有我的孩子们罗杰、凯西和苏珊娜，在我们一起撰写《阁楼上的疯女人》的艰苦岁月里，他们一直在鼓励和支持着我们。不过，我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同意苏珊的意见，即埃利奥特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仅有感情方面的投注，还有智力方面的帮助。他不仅激发起我们的灵感，为我们提供指导，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一位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专家——在这一点上，无论在我的家庭中，还是在苏珊的家庭中，他都是唯一一位真正的专家。因此，显然，他宝贵而始终如一的建议和忠告帮助我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20世纪向后回溯（同样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帮助了苏珊从她熟悉的研究领域18 世纪向前推进），一直到了那个叫做维多利亚时代的迷人而又疑问重重的19 世纪核心地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