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不要着急嘛，这些困难我们一定能解决的。”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尽量维持会场秩序，呼吁大家冷静下来，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会议当场并未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会议不欢而散。事后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几次军委会议，才使许多问题得到逐步解决。比如规定，凡是国内的部队，都要轮番到朝鲜作战；将刚改装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调到朝鲜北部掩护后方交通线；再向苏联购买几十个师的装备，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欠苏联军火款高达30亿人民币，60年代才全部还清。这些措施，对减少志愿军的困难，增强战斗力，发挥了重大作用。
彭德怀在北京停留的一周内，日夜奔跑，十分紧张，本来已很消瘦的身体更显疲劳。毛泽东见状要他在北京多休息几天，但因前线紧张，彭德怀于3月1日匆忙离京，重返朝鲜战场。就在彭德怀离京的这一天，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方面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运输线。3月5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1个驱逐机师和3个高炮师参战，并同意给中国增供6000辆汽车的合同。
3月9日，彭德怀回到上甘岭志愿军司令部。此前，彭德怀先后在沈阳和安东两地，与军政领导人研究了落实中央各项决定的措施。彭德怀还没有来得及脱下大衣吃饭，邓华等人就来报告：敌人已从7日开始，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联军阵地发动了代号为“撕裂者行动”的攻势，并于当日晚分两路强渡汉江，企图重占汉城，进而向“三八线”以北推进。
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为了节省兵力，减少伤亡，缩短供应线和保持主动，决定各军于3月10日后撤，继续采取运动防御到“三八线”以北地区，等待后续部队上来后，对敌实施战役反击。3月11日，彭德怀在给周恩来的急电中解释说：“敌7日又开始全线进攻，为缩短我军防线，决定放弃汉城，采取运动防御，保持有生力量。”
3月14日，中朝联军被迫撤出汉城。朝鲜人民军中一时思想波动。彭德怀特邀朴一禹谈话说：“我在一月间曾对金首相谈过，我们不要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关键是能消灭敌人的主力部队，只有消灭了敌人主力，才能得到城市，请你转告各军团领导，让他们对人民军指挥员作些宣传解释工作，以稳定情绪。”
汉城得而复失，彭德怀预料国内也会产生震动。他身为中朝联军司令员，当然会不好受，并发牢骚说：“我们要是有足够的飞机大炮，有可靠的物资供应，能把汉城丢掉吗？可现在我们没有那样的装备呀！我早就估计到汉城是保不住的。”为此，他曾给周恩来发电报，要周恩来注意汉城丢失后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