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常驻，使记者们在经济上的适应性也差了。因为复杂的纳税规则，驻外记者的实际收入比一般人要高得多。加上他们在国外的住房、子女大学前的教育费用以及回国休假都由报社负担，出差旅行也是公费，所以可以存很多钱。
回国以后，他们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特别是在通货膨胀的时候，买一幢房子就耗资甚巨。记者们开始比较了：在国外常驻20年，房子住得再好，也不是你的产业，留下的只有美好的回忆。可这些年来，多数人都有了自己的一幢很值钱的房子。
诚然，编辑们主张记者回国轮换，还有工作上的考虑。不少编辑对我们谈到，记者驻外时间太长，会变得孤独，与报纸隔离得太远，与读者隔离得太远。
虽然多数驻外记者每年都回国度假，但编辑们犹嫌不足。
《费城问询报》就做了一个极严格的规定：常驻海外两至三年后，必须回国工作一段时间。不主张“明星制”的总编辑罗伯特向我们解释说，他们这样做除了考虑驻外记者的心理状态，也觉得只有少数人轮番驻外，而多数人毫无机会是不公平的。
我们在采访中注意到，在美国报界，有些驻外记者能适应编辑的要求，在国内一样干得出色。还有些记者本来就不在乎国内外，只要能有重要岗位，就欣然前往。但不少人在国外驻惯了就不想回来。例如《费城问询报》一名记者就在报社要求其回国时另占高枝，到其他报当驻外记者去了。至于驻哪个国家，他们似乎不大计较。习惯驻外的人除了对异国文化的兴趣，还特别满意于独当一面、不受编辑直接指挥、不用天天去办公室的自由工作性质。
当然无论如何，长期当驻外记者的资历在美国报界是很受尊敬的。许多大报，特别是《纽约时报》的高层编辑，也往往从驻外记者中选拔。这就是问题的另一方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