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富雷德曼是全美唯一会讲流利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两种语言的记者，也是少数会讲流利外文的美国驻外记者之一。我们在美国采访时，许多编辑坦率地承认：恐怕多数美国驻外记者除英语外，并不能通晓所在国的语言。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记者会说流利的外语，可又认为那不是最主要的，驻外记者的首要条件应该是以往的新闻报道业绩。甚至《华盛顿邮报》的国际新闻编辑吉特勒也觉得，在“记者天才”和语言技能无法兼得的情况下，“语言是附加分，不是决定性因素”。
然而，第一流的编辑和第一流的驻外记者仍然认为语言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说，记者唯有擅长当地语言，熟悉当地文化历史，才能更好地接近和理解当地的新闻来源，较易摆脱大使馆和当地政府的影响。
在实践中，对美国驻外记者的语言要求因国别而不同。一般来说，在苏联、中国和法国，会当地语言是最重要的。美国记者感到，在中、苏两国，通过当地翻译与一般人交谈困难重重。法国人把他们的语言看成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是其“灵魂的宝库”。此外，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流利也相当重要。中东地区对讲当地语言的要求不那么高，至于非洲和东欧地区，因为国家较小而语种较多，而一个记者往往要负责若干个国家的报道，选择记者就更少考虑掌握当地语言的程度了。
由于美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较低，大报有条件尽可能雇用合格的记者，而小些的报纸就只能凑合，以至于在中国的改革和苏联的开放吸引着世界的时候，许多美国报纸派往北京和莫斯科的记者也只是当地语言的初学者而已。
当然，在美国报纸的驻外记者中，《纽约时报》的语言技能是最强的，这部分是由于这家报纸靠其威望完全可以雇到既富有记者天赋又懂某种外文的记者，但主要还是因为报纸舍得下本钱培养人才。例如，1986年，该报让即将派往莫斯科的记者比尔·凯乐每天学5小时俄文，共学了10个月。夏季，报社还为他专租了一幢房子，让一位俄文辅导员搬进来与之同住。仅这一项《纽约时报》就付了35 000美元。
《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苏珊·芝里在赴任之前，曾在东京一个日本人家住了一年，学习语言和日本文化。费用当然也由报社负担。
挑战与责任
美国的驻外记者们究竟如何生活？在这一节，我想摘录戴维·肖1986年写的一篇文字：
戴维·祖基诺上高中时就想当一名驻外记者。为什么？
“旅行……魅力……罗曼蒂克……穿着军用雨衣，别上一把撸子……”
34岁的祖诺基如今已成了《费城问询报》的驻外记者——先是驻在战事频仍的贝鲁特，后来又到了内罗毕——他从没别过撸子，也没穿过军用雨衣。他发现，“魅力和罗曼蒂克只占这工作的1％”。其余的99％，只是“拼命找能用的电话，使劲追踪采访对象，千方百计赶到目的地——那地方一般都又脏又热，设备简陋，没人想理你”。
更糟的是，祖基诺4个月的长女患了耳疾，贝鲁特的医生无能为力，他们一家不得不让女儿的病拖了5个月，才得以返回费城治疗。
祖基诺的经历——好的和坏的，那种在异邦情调中工作的兴奋和通信不灵、家庭困难带来的消耗——在美国驻外记者中是很典型的。
历险，激动，自由，挑战，忠诚，孤独，担心，难堪，离婚，危险。
不久前，当《洛杉矶时报》的一名记者向70多个驻外记者问及他们过去或现在的工作时，他们用得最多的就是这10个词。
世界范围的恐怖主义。军备竞赛。菲律宾和海地独裁者的垮台。切尔诺贝利核污染之灾。中国的改革。中东、南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暴力和骚乱。日本作为头号工业巨人的继续增长。美元戏剧性的波动。
什么人在报道这些新闻？什么人在告诉美国人民这些事件的意义？他们如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