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外记者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处在失衡的生活之中，必须和令人焦虑的环境搏斗。想想吧。谁想在这种地方工作——不受欢迎，又脏又热，24小时电话铃不断，每周7个工作日，远离故土，一连几个星期与妻儿分离？谁想干那种要求你白天躲炸弹、晚上在医院产房手术台上睡觉的活儿（就像《洛杉矶时报》记者麦克玛奈斯一度经历的那样）？谁想从事那种能把打电话、乘飞机这种小事变成花费大量时间考验耐性的工作呢？
《华尔街日报》的斯特巴有一次想从北京飞往阿富汗的喀布尔——不过2 600英里，相当于洛杉矶到纽约，可他不得不换乘9架飞机，途经5个国家，行程12 000英里，历时整整4天。
新德里和开罗的电话极难打，以至那儿的驻地记者几天也无法给家中或消息提供者打通一个电话。
《洛杉矶时报》记者某日接受电话采访时，先试图与驻新德里的一名美国记者通话，电话不通；与北京通话，电话不通；与内罗毕通话，电话坏了；与莫斯科通话，直拨电话系统暂时中止服务，人工台又占线，得等12小时；最后与开罗通话，谈话3次被切断，加上其间杂音、插话干扰过多，以至先后拨通了6次，才完成了总计45分钟的电话访问。
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他们当中多数没有新闻自由的概念——像电话与飞机时刻表一样恼人。在今年的10天里，《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被拒绝入境利比亚，一个被印尼驱逐出境；自从7月12日南非政府再次实行新闻管制以后，已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名摄影师、《新闻周刊》驻约翰内斯堡记者和以色列的一名自由新闻撰稿人被强迫离境。
驻外记者时常面临比驱逐和审查更可怕的命运。
1982年，《费城问询报》的罗斯索和《洛杉矶时报》的波尔斯曾被乌干达全国解放阵线逮捕入狱，惨遭鞭笞。
1985年，美联社的安得森在贝鲁特遭到绑架，从此杳无音讯。
1979年以来，已经有6名美国记者在拉丁美洲被害。
以这样的危险和牺牲为代价当一名驻外记者——成为历史事件爆发地的见证人，在异国情调中独立工作——是否值得呢？
绝大多数驻外记者回答：“值得！”
“单独工作……负责报道一个或几个国家，只有极少数工作能给人以这样的挑战和责任。”普利策国际新闻报道奖获得者、《洛杉矶时报》驻波恩记者威廉姆·托依这么说。
驻外记者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浪漫职业”。波尔斯说，“不管你怎么与坏电话和坏电传较量，你都觉得是值得的”。
毫无疑问，在日益复杂的世界中，驻外记者正在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应该说，这篇文章在反映美国记者的挑战精神方面是很准确的。
这种挑战精神极富感染力。在我们记者团，甚至几位原来想当驻美记者的都在离开美国时改变了主意。例如澳大利亚记者马克就对我说：
“舒立，我不再想当常驻美国记者了。这里的新闻记者太多，而且一切毕竟平静。今后当记者最好的地方是中东、中国或是莫斯科。”
马克还是个思想上相当保守的天主教徒呢。
特别“夫妻店”
那是在《洛杉矶时报》参加午宴时，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褐发女士，叫林达·麦修斯。一入座，她便热情地自我介绍：“你从中国来？我是《洛杉矶时报》在中美复交后的第一任驻北京记者。”
她看上去并不出众，眼睛细长，身材微胖，发型衣着都随便。可我相信人不可貌相。“你会中文吗？”我问。
“不会，可我丈夫会。他当时是《华盛顿邮报》的驻京记者，叫杰·麦修斯。”
这一回，我真正地惊讶了。我明白美国报纸的编辑们多么重视报纸间的竞争——一则消息，孰先孰后，那简直是性命攸关的。评普利策奖，重要的一条就是独家新闻。开“夫妻店”，那独家从何谈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