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社听讲，旨在“文字上的复古”；嗣后周作人学习古希腊文[1]，也是出于同一目的。“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培耳在教哲学，似乎设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进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也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我这样做，并不是不知道古希腊学术的重要，不想去看那些学者们的著作，实在我是抱有另外一种野心的。正如严幾道努力把赫胥黎弄成周秦诸子，（虽然章太炎先生说他‘载飞载鸣’的不脱时文调子，）林琴南把司各得做得像司马迁一样，我也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我在南京学堂里时候，听过比我高两班的同学胡朝梁——这是他的原名，后来成为诗人，称作胡诗庐了——的议论，强调《圣书》的文学性，说学英文的人不可不读。这在一六一一年英王钦定的译本是不错的，但是我读汉文译的《圣书》，白话本是不必说了，便是用古文写的，也总是觉得不够古奥，不能与佛教相比。佛经本来读得很不多，但那时已经读到《楞严经》和《菩萨投身饲饿虎经》，觉得这中间实在很有一段距离，我的野心便是来弥补这个缺恨。”[2]
这一计划后来被周作人放弃，因为据他说，“等得我学了几年，回到本国来之后，复古思想慢慢的改变了，后来翻看《圣书》，觉得那官话和合译本就已经十分好了，用不着再来改译”[3]。不过掌握古希腊文，却别具重要意义。西方文明构成周作人的思想背景之一，而他对西方文明的理解，乃是直溯其源头古希腊，并非“只根据英美一两国现状而立论”[4]；进而更揭示“希腊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接近”，“于人生最适用，他的地位在各种文明中比较适中”[5]，这与能够直接阅读原典不无关系。他也曾利用这一能力，译介了包括欧里庇得斯（Euripides）、阿里斯托法涅斯（Aristophanēs）[6]、谛阿克列多思（Theokritos）[7]、海罗达思（Hērōdas）[8]和路吉阿诺斯（Loukianos）[9]等古希腊作家的大量文学作品。一九〇九年春夏之间，周作人还曾与章太炎一道学习梵文，但仅听两课，就停止了。只是章太炎为此来信，将周作人的号“起孟”——此乃周作人仿效鲁迅的号“弧孟”为自己所起——写作“启明”，以后被他采用为“字”[10]，并衍生出“岂明”等名号，算是留下一点纪念。及至晚年不得以本名发表作品，出书多署“周启明”。
一九〇九年三月十八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二十，本为“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四月八日。这一婚姻无疑加强了周作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11]，但未必能左右他在该关系中的某些抉择。一九〇九年八月，鲁迅回国。据他说：“因为我底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12]新婚不久的弟弟、弟媳当在其列。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鲁迅晚两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论理最好是来读现代的小说和戏剧，但这范围很大，不晓得从哪里下手好，所以决心只挑诙谐的来看。这在文学上便是那‘狂言’和‘滑稽本’，韵文方面便是川柳这一种短诗，…… 狂言是室町时代的文学，属于中古时期，去今大约有四百年了，川柳与滑稽本虽然是近世的江户时代，但计算起来也已是二百年前左右的东西，落语的起源也约略在这时候，所以这些参考的资料，大半是在书里，这就引我到杂览里边去了。川柳在现在还有人做着，落语则在杂耍场里每天演着，与讲谈音曲同样的受人欢迎，现代社会的人情风俗更是它的很好资料，闲来到‘寄席’去听落语，便是我的一种娱乐，也可以说学校的代用，因为这给予我语言风俗的帮助是很大的。” [13]周氏视川柳为风俗诗，对可以称为风俗画的浮世绘也很喜欢，但于前者“有时或者还感到淡淡的哀愁”，于后者则强调“这里边常有一抹暗影”，“常引起怅然之感”[14]，所关注的是日本民族独特的人生体验与审美体验。多年以后，他还提到自己“从日本的川柳，特别是《末摘花》四编，得到极大的影响”[15]。当时他开始搜求柳田国男等人的乡土研究著作，也是“着手于国民感情生活” [16]，特别是宗教方面，以期真正了解日本的事情。一九一〇年十二月，周氏夫妇迁居麻布森元町，更加接近日本普通人的生活：“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17]以后周作人说，其“杂学”“大抵从西洋来的属于知的方面，从日本来的属于情的方面为多”[18]；只有通过后来这番阅读与际遇，才得以深入到“情”的层面去理解日本文化，进而转化为自己的文化构成，——这里他更将“狂言”、“滑稽本”与川柳等作为对比的一方：“中国在文学与生活上都缺少滑稽分子，不是健康的征候，或者这是伪道学所种下的病根欤。”[19]周作人因此对于日本文学有着特别的兴趣点，晚年所译《狂言选》、《浮世澡堂》和《浮世理发馆》等，即为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1]《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说：“这年（一九〇八）的秋天，我开始学习古希腊文。”《知堂年谱大要》也说戊申年“入立教大学”。但是立教大学的学籍登记表上，周作人“入学时间”一栏却写着“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十日”，所读系“商科豫科”，如此则是一九〇九年的事了。“退学时间”则为“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2] 《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克什诺芬，通译色诺芬。《进军记》，通译《长征记》。
[3] 同上。
[4] 《北大的支路》（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一日作，收《苦竹杂记》）。
[5] 《希腊闲话》（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新生》第一卷第二期）。
[6] 通译阿里斯托芬。
[7] 通译忒奥克里托斯。周氏又译台阿克利多思。
[8] 通译赫罗达斯。
[9] 通译卢奇安，又译琉善。
[10] 一九一五年四月十日日记。
[11] 正如梁实秋所说：“一个人的妻子，如果她能勤俭持家相夫教子而且是一个‘温而正’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定要受到她的影响，一定爱她，一定爱屋及乌的爱与她有关的一切。周先生早年负笈东瀛，娶日女为妻，对于日本的许多方面有好的印象是可以理解的。”（《忆周作人先生》）
[12] 鲁迅：《鲁迅自传》（一九三〇年五月十六日作）。
[13] 《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续》。
[14] 《我的杂学》。
[15] 一九六五年六月九日致鲍耀明信。
[16] 《我的杂学》。
[17] 《知堂回想录·赤羽桥边》。
[18] 《我的杂学》。
[19] 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