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这一句时表情的庄重，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一瞬间，在沙发上他仿佛摆出了当时的姿势，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他描绘的川岛家，使我好像瞥见了一幅古旧的门客图。我笑着，但怀着一丝不易解释的紧张：
“后来您就当了关东军？”
“不，我不是军人。民间人……总之叫做关东军情报员。”
“也穿关东军的衣服？”
“不穿军服。”
不知为什么，这最后一句使我大大松了一口气。我猜测着，一一询问，但他对我问及的诸如大陆浪人﹑右翼团体等等，无不连连摇头。我发觉，界定或判断他的年轻时代是困难的。何况又有一位什么座的左翼女演员，模糊的形象使我浮想联翩。
“那位夫人，文艺座还是文学座的女優，后来呢？”
他眼睛里掠过一丝难测的神色：
“我太任性，让她吃苦啦，嘿嘿。……阿拉伯的劳伦斯，知道吧？”
我琢磨着，不得要领。显然，我那时的日本知识，涵盖不住这复杂的老头。我只是听了些概念。但用概念的套子，是很难套住这不驯老头的。
就这样，他一直也没给我讲清——五十年前，他怎么进了右翼大浪人的门坎，怎么娶了左翼女演员当妻子，怎样到了乌珠穆沁的东部，怎么给关东军当了民兵；就像他也一直没让我听懂——五十年后他怎么去了青海，怎么进了那些贫瘠小村，怎么给各族儿童分发助学金。
反正，“蒙古劳伦斯”已经变成了乡村教育家。左和右剧烈地混淆，彼此尖锐地分解又化合。我意识到：不管标签怎么剧烈变换，但那颗银发飘飘的大脑袋里，有一个什么丝毫未变。听他的口气，他不过慢悠悠接着走着那条东乌珠穆沁开始的老路。他不屑与众人共语，因为“他们没思想”。
没错，老头子丝毫没变。这颗白发覆盖的脑袋里，深藏着一条对中国人很陌生的思路。更有趣的是，他武断地判定我与众不同，这使我暗暗叫苦。随着交往愈多，我愈加说不清了。年轻人不行，新右派不行——难道我反而算懂得他，只因我也在“东乌珠穆沁之东”住过，吃过奶豆腐和“送走过青春”？
宾馆房间里，乱堆乱撒着申请表和助学金发放名簿。马占海、尕才让、法土麦、王小红。我不是好奇，也许是有些难受地翻阅着那些名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