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百年恩来》时，当年和恩来伯伯有过交往的大多是年事已高的世纪老人。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有的长期住院，医院谢绝一切对他们的探视，更不用说采访拍片了。但在得知拍摄《百年恩来》、总理亲属希望采访他们时，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发生了：这些老人和他们的亲属以及医院，无不破例为我们开了“绿灯”。
戏剧大师曹禺就是其中的一位。病房里，他不顾严重的气喘，一句一顿地回忆他视周总理为知己的深厚感情。他说：“总理比我大十二岁，我们都是属狗的。我们没有同过班，但都是南开中学的学生。总理在南开演过戏，那时没有女角，他扮过女的，我也扮过女的。总理很爱文艺界，文艺界也很爱我们的总理，我们大家都爱他。”曹禺老人谈得那样深情，又那样吃力，我们心中都不忍。这次采访后不久，曹禺同志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文学大师巴金，是在爱婿刚刚病逝、病情和心情都极为沉重的情况下，在病房破例接待我们的。尽管身体状况不允许长谈，但他手持总理的照片，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情深意长的短短几句话，却是他内心里千言万语的形象概括：“很有精神，很有精神！我经常想，总理的形象还在我的眼前！”
著名诗人臧克家，也是九十多岁高龄了，一直在医院治病。臧老的夫人告诉我们，为了接待我们采访，他一夜没有好好睡觉。臧老谈话时声音有些谙哑，可是一说起周总理，顿时精神矍铄，好似换了一个人。臧老说：“我对周总理很崇敬，很崇拜。他在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上讲话，现在我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他激动地抒展出诗人情怀，放开宏亮而悲怆的嗓音，逐字逐句为我们朗诵了他专为悼念周总理写的诗《泪》。听着他发自肺腑的心声，在场的人也一个个随着臧老流下热泪。
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诗人、书法家赵朴初老人，在病房抱病与我们长谈。他把周总理视为知己和亲人。赵老深情地说：“总理对我有知遇之恩。他比我大九岁，邓大姐比我大三岁，但我把他俩当成自己的长辈”，“一个人去世以后，即使自己的父母嘛，三年过去后也就淡了些哀痛，但总理不是。他去世二十多年了，人民还是想他，还是哀痛，这少有哇！几乎很少很少有这种人哪！”赵老说，总理逝世后，每年的一月八日，他都要写一首诗怀念他。在《感遇》一诗中，赵老赞誉恩来伯伯“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深刻地表述了周总理谦虚谨慎、从不居功的崇高人格。后来，我们把这两句诗词和肖克同志赞扬周总理领导南昌起义的题词“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合在一起，谱成一首歌曲：“首义战旗红，功在第一枪。无私功自高，不矜威益重。”果然浑然天成，寓意深远。在我们临别时，赵老又挥毫为《百年恩来》题词：“严肃地对待自己，认真地对待事，真诚地对待人”。他说，这是他从自己切身体会中概括出的对总理的三点体会；总理是德范，是道德的模范。
被周总理赞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先生，很少接受采访，更不愿谈有关西安事变的史实。但他谈起周恩来却充满了知遇之情，称他与周恩来“一见如故”，“周恩来是我认识的共产党最伟大的人物”，“毛泽东的成功，可以说是周恩来的成功。我在中国人里只佩服几个人，周恩来是第一个。我非常地佩服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