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些国人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往往非常全面，古今中外、天时地利一概不漏：封建统治的影响，反动政权的腐败，一穷二白的基础，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地理环境的不利，自然资源的匮乏，天灾的频繁，庞大而素质不高的人口，等等。由此得出的结论当然只能是：中国以往的落后事出有因，今天的落后情有可原，将来的落后在所难免。
但是在日本有关的事实面前，这一切论据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且不必说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如何强盛，日本人又曾经如何唯中国马首是瞻，就说实行明治维新时的日本，至多只能说与中国在同一起跑线上，并没有什么优势可言。日本未尝没有历史的包袱，同样受到过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的门户也是被外国的军舰打开的，也曾与外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并让外国人享受过治外法权。当时日本国小民穷，人民的生活水准并不比中国的高，毫无工业基础，经济实力更无法与中国相比，可以算得上“一穷二白”。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海军的装备和吨位还优于日本舰队。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大概都不会想到，这个“蕞尔小国”不久竟会成为自己的劲敌。
要不是它的迅速崛起，和亚洲的其他小国一样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是完全可能的结果。
所以如果可以把中国对西方列强的失败归咎于落后的话，对日本的失败就只能承认是腐败的结果。要是慈禧太后和清政府稍能振作的话，甲午战争的结果未必就是大败；要是北洋政府不是忙于镇压革命和内部争权夺利的话，对日本的交涉肯定不至于如此丧权辱国；要是蒋介石不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实行不抵抗政策的话，东北三省绝不会马上沦陷；要是国共两党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真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话，用于抗日的兵力必定更强，失地也不会如此之多、如此之快；要是各级政府和官员能够廉洁奉公的话，战时的间接损失和伤亡会大大减少；要是国共合作能够延续到战后的话，中国在对日管制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会真正起到大国的作用，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也不至于轻易放弃。同样面对法西斯的侵略，曾经实行过绥靖政策的英国，通过由丘吉尔取代张伯伦而转入坚决的抵抗；一度与希特勒结盟的苏联，在斯大林的集权统治下迅速由被动变为主动，并奠定了战后的大国地位。而当时的中国政府既不能像民主国家那样顺应形势，调整政策，又不能像专制政权那样无条件地服从一位铁腕人物的统率，却是依靠张、杨“兵谏”这样的偶然事件才实现了国共合作抗日，战时也始终没有形成内部的统一。这历史的责任只能由自己来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