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我们村逢二、逢七有集市。街上常年有蒸馒头、炸馃子的，开设着绸缎庄、“京广杂货铺”、饭店、骡马店，是晋冀两省交界处一个热闹的村落。那条鹅卵石铺就的大街上伴随着鸡鸣狗叫，响彻着不同口音的吆喝声。但我们村真正出名的，却是因为侯、陶、刘三家大地主。
刘家败落早，除了几户破落地主没留下别的故事。侯、陶两家就另当别论了。
侯家号称从我们村到北京，不住别人家店，不喝别人家水，近千里的路程，沿途都有人家的买卖。单是现存的老宅即可想见当年的鼎盛——青砖黑瓦的四合院一进进，像故宫一样从村中央的梧桐台一直通到村后的山岭跟前，而最具风采、沿山岭一字排开的“凤凰展翅楼”和“二郎担山楼”已在1940年被扫荡的日本鬼子烧毁，后人只能从老人们嘴里领略它们的风光。
陶家大院在村里那条中心大街南面，和侯家老宅仅一街之隔，人们可以看到的只剩西、北两座瓦房。使我认识陶家的是我们班的陶宝——那时，别人的书包是仿军挎或用碎布缀成的，他的书包则是电影里国民党机要人员夹在腋下的那种墨绿色公文包。印象最深的是那年冬天，他穿着骑兵才有的马裤和一件狐狸皮领的黄呢大衣走进教室，要是再配上一双高统皮鞋，活脱脱就是一个将军！他只穿了半天，就在老师的侧目下不敢再穿了，但那身打扮，一辈子要我忘也忘不了。我们学校曾经栽过一棵碗口粗的银杏树，是从生产队的菜园里刨来的，爷爷随口说过去那是陶家花园。我格外留心，终于在菜园边的地堾缝里发现一丛玫瑰，根部长出两寸高的新芽，显然生产队怕它们影响蔬菜的收成，把它们割掉了。银杏是罕见树种，同学们为了获取形状新奇的叶片做书签，整天有人抱着树干摇晃，没多久它就死了。但“陶家花园”却令我产生无边联想。
“一山不容二虎”，侯陶两家一直在或明或暗斗法——侯家生了后代取名“侯吃桃”（桃是陶的谐音）；陶家针锋相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添男丁则取名“陶有信”。砒霜，在我们那儿叫信。到了抗战，侯家人参加八路军，陶家则清一水地投身国军。陶家最出息的后人做到察哈尔省三青团书记，侯家则有人成为新中国某部的副部长。到“文革”时，侯陶两家却一块成为批斗对象。大人们背后说，斗了多少辈子呀，结果还是殊途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