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年的和平时期，隆美尔的军事生涯也趋于平静，勤勤勉勉地教学训练，按部就班地晋升，基本不受德国政局动荡的影响。对于德国和隆美尔本人来说，两次大战间的岁月，是军事改革和实验的良机，在此期间，隆美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一片混乱。尽管经历了西线战事最后几个月的绝望与颓唐，隆美尔仍然精神饱满，充满信心。短短几个月参谋部工作，使他充分意识到自己并不喜欢也不适合这样的文案工作。本质上讲，他还是一个渴望并适合率领士兵东征西讨的战士，自然而然地，他迫切希望能够重返团部。
他是一个受命运女神垂青的幸运儿。“一战”后德国军备被迫进行大幅削减，《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军官则不得超过4000人），而隆美尔并不在裁员之列。当然这也得益于他在“一战”时的杰出表现。他高超的一线指挥水准，以及政治嗅觉的迟钝，使他决定继续待在德国国防军，而不像其他许多军官和前军官一样加入了反共产主义的“自由军团”。1918年12月21日，隆美尔上尉奉命回到原部队——第124步兵团，驻扎在万家顿。3个月后，他被调往腓特烈港康斯坦丁湖，指挥第23内卫连。这是一群桀骜不驯的亲共士兵，见到新来的长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嘲笑，而且不服从命令。但隆美尔纯粹的个人魅力很快折服了这帮老兵，他们变得服服帖帖。1920年春，隆美尔参与镇压蒙斯特兰和维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这似乎是他在两次大战间仅有的一次直接参与的军事行动。1921年1月，隆美尔调到斯图加特第13步兵团任连长，他的原部队已经在德国军队改造过程中被撤销番号。
隆美尔在新的岗位上一干就是9年。对于新的角色，隆美尔并没有显得颓废消沉，而是继续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全身心地投入这份工作，力求能将自己在战争年间积累下来的所用、所想的战术一一传授给士兵们。他十分重视体育运动和体能训练，每项活动他都参与其中，和部下同甘共苦。他也清晰地意识到，基层士官是未来的希望，如果德国将来能够重新扩充军备，他们这些士官则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亲历战火，传承了德军的辉煌历史，也将成为未来重建的核心。尽管隆美尔一向对政治不闻不问，但并不妨碍他和这个时代其他所有纯粹的军人们一样认为：德国陆军并没有败在战场上，而是倒在整个同盟国阵营里那些自私政客们充满阴谋味道的“背后一刀”之下。1919年6月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中强加在德国头上的种种不平等条款并没有任何公义可言，推翻这些枷锁只是时间问题。
隆美尔并不是一个古板呆滞，心无旁骛的军官。他花了大量的时间来陪伴家人——他的独子，曼弗雷德，出生于1928年圣诞前夕。他还培养了许多别的兴趣爱好，比如滑雪、修理摩托车等。他甚至花时间成立了符腾堡大队战友会，使得老战友们能够联络感情，并给予那些现已转业而生活拮据的战友们经济上的援助。他对战时的经历还念念不忘，1927年他携妻子来到意大利，故地重游，重新感受这个让他声名鹊起的战场，给他带来荣耀与回忆的地方。当地官员看到这名军官带着相机，还对这段他们不愿回顾的历史念念不忘，有些怀疑他的动机，隆美尔不得不离开此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