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大辩论中的许多争议其实是失焦的。例如反对者质疑革命不能被推特“推”出来，但肯定者从未说推特本身可以引起人们的愤怒或点燃革命，社交媒体至多只是一种工具。也有人质疑，革命并不是在“在线”发生的，而是在“线下”的实体世界——但是这个在线/线下的区分过于粗糙，因为也从没人说只在在线的网络世界就可以推动革命。
格拉德威尔否认依赖网络所协调的社会活动适合高风险的行动，但正如克莱?舍基的文章所强调：“社交网络确实不会让不愿献身的团体采取政治行动，但是却能让有信念的团体采取新的策略。”再者，在许多威权国家，网民的政治行动是要付出被关闭或被逮捕的政治代价，而不是格拉德威尔所说的“低风险”。
至于莫洛佐夫所说的“网络自由的黑暗面”，当然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显然说得过头了。在埃及的例子中，人权工作者、律师、博客作者多年来早已透过网络传播信息、集体讨论、策划集会等等；在中国我们也看到推特或者微博确实让社会上的新闻与信息更多元化，并且有了出现更多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这问题涉及所谓“围观是否改变中国”。有人认为围观终究只是围观，而没有带来具体的行动与改变。在以往的脉络下，“围观”虽然意味着冷漠，然而在一个人们无法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体制中，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就就意味着打破沉默，进行公共参与：不论是转发一条维权讯息，还是一则对掌权者的质疑，都是网民们的一种集体行动。尤其在这个共同的平台上，人们一起转发、一起评论敏感的议题，会有消除恐惧的效果。
虽然微博世界仍然有很大的限制，但其确实如同克莱?舍基的理论所说，让一个具有公共讨论、监督政府的虚拟公民社会开始一点点成形。当然关键是如何把网络上的声音转为更具体的行动，但是每一次引发争议的新闻事件，就算未能真正查明真相或是实践问责，但微博上的讨论都能让公民对这些公共议题背后的权力结构有更深刻的认识，也会更有兴趣追索。
无论如何，称呼这些革命是一场“推特”或“脸书”革命，只是媒体吸引眼球的夸大标题，因为不论是不满的起源，还是动员的过程，都比这个现象更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任何政治和社会运动来说，推特、脸书、微博的社交媒体都将是“推”波助澜的重要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