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说，如果你要解放一个社会，就给他们网络。”埃及的网络革命英雄高尼姆（Wael Ghonim）这么说。
但，突尼斯与埃及的政治变迁真的是一场“推特革命”或者“脸书革命”吗？这几年来，从摩洛哥、伊朗到这场“阿拉伯之春”，都不断有人这样称呼。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是有利于“人民”还是统治者？
肯定社交媒体作用的学者纽约大学学者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2011年1月号《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封面文章《社交媒体的政治力量》。其主要观点是，一方面社交媒体可以促进哈贝马斯所谈的公共领域（如同之前的印刷媒体），因而有利于民主化；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在人们的抗议行动中扮演关键的协调角色，尤其可以形成一种“共享意识”，让参与者了解彼此的想法与处境，因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
谷歌的董事长施密特（Eric Schmit）也在《外交事务》季刊撰文说，社交媒体确实有利于人民，因为网站是一对多的关系，社交媒体则是多对多的关系，所以每个个人的权力增加了，世界上的权力因此是更分散的。
否定者则主要有两种立场：无效论和有害论。
无效论代表知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m Gladwell）在2010年10月的《纽约客》杂志（New Yorker）写了一篇长文《小改变》，质疑推特等社交媒体可以“推”动政治革命或社会运动。他说网络社运只是一般的参与者透过低成本的活动推动社会改变，例如加入脸书上的“拯救达佛”（Save Darfur）群组，而没有实际的行动。换言之，这是所谓的“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
他认为人们对社交媒体的狂热崇拜忘记了什么是真正的行动主义，如1950、19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这些社会运动是高风险的行动主义，并且是以“强联系”（strong link）为基础，但社交媒体的平台却是围绕着“弱联系”建立的。“在创新扩散、跨学科合作、匹配买卖双方、处理与约会相关的琐事上，社交媒体都能完成得相当漂亮。但是，弱联系却极少能形成导向高风险的行动主义。”脸书上的运动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去做的是一些还不足以付出真实牺牲的事。此外，传统行动主义依赖层级化的组织，而社交媒体无法提供这种层级性的协调，所以很难在社会运动或革命中扮演关键角色。
有害论者则如2011年初出版的新书《网络幻影：网络自由的黑暗面》（The Net Delusion: 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作者耶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反对那种相信网络本质上是民主的、是有利于被压迫者对抗专制的“科技乌托邦主义”，反而认为，网络是可能更有利于执政者的统治技术，让政府可以利用网络传播主导价值，并可以监控、逮捕人民。因此，网络不但不会有利于民主革命，反而更可能会阻止革命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