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介入和道德执守之间，他似乎必须做出抉择，他最终选择了后者，纵使付出了内心不安、名誉下跌的代价。他认识到这是心灵需要，而非出自计算和权衡，这又一次说明了他的抉择是如何异于时人。加缪的同时代人选择共产主义或各种“进步”立场习惯性地认为这是历史规律或政治必需；也是基于相似的缘由，他们放弃了党，或者不愿再同它保持外部的友好。一些人反对大审判，认为其理由邪恶堕落；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受到苏联国外扩张的威胁；另一些人则渐渐看清了列宁主义教条并不再信服。而加缪不同，他一看到让自己道德不安的东西，就厌恶地走开了。
雷蒙·阿隆无疑看透了共产主义乌托邦承诺的空洞的自负，要论揭露知识分子“介入”的本质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矛盾，无人能出其右。事实上，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在第一次正视他们自己信念中无法克服的矛盾时就对《知识分子的鸦片》心悦诚服了，他们感到这本书所写句句属实。但是，阿隆对知识分子与政治相亲中的道德困境不感兴趣——对他而言，潜心于此本身就是法兰西综合症的症状之一。他自己的反共倾向来源迥然不同。他在求学时代一度崇拜马克思，且和那些长期关注19世纪社会理论的人没有任何分歧。问题在于，从萨特以降的大多数法国左翼分子没有这种持续的兴趣，事实上，他们对声称要捍卫和阐释的这些理论有着诡异的无知。
一言以蔽之，他们不严肃，或用德国人的话说——不“从一而终”（konsequent）。阿隆在法国公共讨论中察知的最让人揪心的弊病，就是这种思想严肃性的欠缺。法国知识分子们大谈他们没读过的书，鼓吹他们不理解的教义，抨击统治者的政策，自己又提不出合理的替代方案。学者和杂评家们这种先写后想的半瓶子醋之风即便只在他们自己的圈子里流行，也已经够现眼的了，可是在法国，追捧这类男女老少的除了他们的朋友和崇拜者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受众群；阿隆由此认为，他们的罪过不仅在于狂妄放纵，还有思想智识上的渎职。观察家、评论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早在30年代初亲眼目睹了一连串恐怖事件后， 指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和希特勒开始掌权。——译注阿隆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但是阿隆的同僚和朋友们却一条道走到黑；从1932年直到生命结束，他都把这种执迷不悟看成一种极端的鲁莽。阿隆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状况，在他看来不允许人们用沉思冥想来索求理想的出路，我们也不可能到异域或根据元历史的前提推导出超理性的抽象概念，由中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阿隆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自己早年的学术兴趣引导他对哲学的基础及哲学思维方式的内在矛盾做大量思考。但是，他把自己的公共生涯全都用于理解和批判政治与经济现实中困扰人的细枝末节，以及用来熟练地揭露他的对手们乏味无聊的、不负责任的逃避主义。对他而言，共产主义包含了两个方面：它既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也是对这个时代各种问题的逃避。
莱昂·布鲁姆、阿尔贝·加缪和雷蒙·阿隆今天的意义，正是基于与时代的这种不同寻常的联系。借用汉娜·阿伦特对当年欧洲其他一些“尴尬”人物的精确描绘，他们正属于“黑暗时代的人们”。他们不是边缘人物——若如此，他们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一位治法国史的学者也不会这么关注他们。然而，他们在世时都被严重误解了，以至于有时候，他们对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理解要胜过同时代人太多。他们所在的共同体，就像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一样，对他们的欣赏和对自身的理解均姗姗来迟。而我们，或许也可以在这些人中找到一些帮助，以理解他们所经历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