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独秀愉快地见面并愉快地交谈后，陈独秀把胡适引到北大一个古色古香的庭院里，到校长室见蔡元培。一位老革命家、一位提倡文学革命的新思想领袖，与名震当代中国的宿儒，具有历史意义地相会了。这三只“三个年轮的兔子”（蔡元培生于丁卯年，陈独秀生于己卯年，胡适生于辛卯年），正是20世纪10年代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三个巨人，他们的风云际会，不仅为改造繁荣北大，而且为改造繁荣中国思想文化奠下了沉厚的基石。
蔡校长一见胡适，先微笑，然后仰天长吁了一声：“总算等到胡博士了！”
胡适感动地向校长鞠躬：“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
蔡元培握住胡适秀气的手。他知道，随着胡适的到来，北大的整顿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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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校长在校长室见了胡适之后，拉着胡适，由陈独秀和钱玄同作陪，在饭店给胡适接风。席间，自然少不了谈到北大的校风。钱玄同快人快语，说不少学生不好好学习，逛妓院、打麻将、捧戏子；教师也因循守旧、抱残守缺。他特意提到辜鸿铭，既非批评，也非表彰，只讲现象，说他上课时，还让仆人给他点烟倒茶。上第一节课时，同学们见他脑后拖着长长的辫子，就忍不住哄堂大笑，但见过大世面的辜鸿铭不动声色地打量了学生一番，然后说：“你们因我有辫子而笑我，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轻易剪掉，然而诸位长在脑袋里面无形的辫子，就不那么好剪了。”又说辜鸿铭精通多种外语，在北大无人可望其项背，但中国字却马马虎虎。一次他讲《晏子春秋》，不小心把“晏”误写成“宴”字。学生向他指出，他边改边发牢骚说：“汉字之晏与宴，不过是日字上下调换一下而已，却字义大不相同，英文就少了如此麻烦。”学生不服，站起说英语也有将“god”（上帝）倒过来写成“dog”（狗）的。老先生竟只有耸肩无语的份儿。
钱玄同举此例，实际上在夸校长兼容并蓄、冰火同炉，“道并行而不相悖”。当然他的骨子里，是向着新潮的。
陈独秀是赞同兼容并包的，他推荐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便是明证。他对胡适说：“北大学生的旧学根基很深，有不少人才。”接着他向胡适介绍了李鸿章嫡孙的事：一次讨论学生周谷城提出成立“雄辩会”之事。一位个头细挑、器宇轩昂的理科学生，昂步走进会议室，发表了很精彩的演说，这些年来，兄弟一直研究洋务运动和中国前途。为什么中国洋务派与日本同时起步学习西方，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之梦却破灭啦？还有，要救中国，“中体西用”究竟灵不灵？我以前认为中国有三个伟人。一位自然是先祖父李鸿章。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祖父成了千人唾骂的民族罪人。可是你们知道吗？当他以74岁之高龄，带着“以夷制夷”的使命，率庞大使团游说欧美各国时，却意想不到地受到盛大欢迎。在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生日庆典时，他被排在七十多个国家使团的前列……当船抵日本横滨时，尽管日本多次邀请，这位自尊而固执的老人，坚决不肯上岸。他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曾发誓永不踏上日本国土。他多次告诫我们，永不要相信日本人，这是世界上最下流无耻的民族。在他弥留之际，老泪纵横地对家人说：“我是大清的功狗哇！记住，弱国无外交！”我尊敬的第二位伟人是梁任公，他敢于和那位老朽康南海决裂，提出“新民”说，真令人耳目一新哪！第三位伟人则是屡战屡败的孙文，但我佩服他的精神，那种为再造共和如印度国父甘地般的坚韧和气度。愚昧而孱弱的中国需要新的“孔子”来造就中国式的剑桥和哈佛……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自然忘不了那位北大高才生的演讲。
胡适听后，动情地透过窗子，望着深邃而高远的星空。
临近散席时，胡适从皮包里拿出一份三年前在美国发行的报纸，上面有他写的《非留学篇》，交给蔡元培。蔡元培回家读后，发现胡适和自己的教育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