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部队，英国人称之为“华勇营”。
根据英国人以组建地命名组建部队的惯例，又被称为“中国军团”。
招募刚开始，英国人便违背了他们的承诺，招募的范围不但扩大到山东全省，而且一直扩大到河北。一批又一批来自山东和河北的中国青年集中到了英国国旗下。从留存至今的中国军团的照片上，能够看出那些青年体形健壮匀称，神情安详沉稳。这些中国青年穿上英国人设计的奇异军服时，肯定是不习惯的，特别是早期的中国军团的帽子，恰恰符合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的思路，是印度式样的缠头式的帽子。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依然队列整齐，训练有素，敲着西洋的军鼓，高高地挺起胸膛。这些形象与今天能够看见的大清帝国正规军的照片相比，同样的中国青年已经全无了拖沓萎靡之相，居然显出了百年前中国人难得的英俊与威猛。
无法得知这些中国青年出于什么心理和目的参加了这支雇佣军。从中国人的道德层面上讲，这是一件极其耻辱的事情。可是，从现有的历史资料上看，没有发现他们和他们的亲属感到耻辱的记载，因此没有可靠的依据从道德与文化的角度加以深入分析。如果勉强揣摩，也许是被穷困逼得走投无路的青年不得不寻求一条求生之路。十九世纪末，连年的自然灾害、官吏变本加厉的盘剥以及社会的极度不公，造成了成千上万的农村青年走上了一条奇特的人生道路：参加义和团杀洋人可以吃饱饭，参加洋人的军队杀国人也可以吃饱饭，而仅仅从吃饭的层面上讲后者提供得好、多并且稳固。
混乱的时代和混乱的国家，导致整个社会的道义观必然也是一本糊涂账。
而且，一个人，当其生存渴求降到了命若游丝般的最危险的底线时，道义是什么？
中国军团成立时的人数是六百。
中国军团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军中调任。
中国军团吃的好，肉类、新鲜蔬菜、米饭和面食、茶水敞开供应。
中国军团穿的暖，夏季军服和冬季军服齐全，普通军服和礼服齐备，其礼服的样式几乎与英军官兵无异：深红色的步兵短上衣，浅黄色的袖口、领子和肩章，红色马甲，两侧有四分之一英寸红色滚边的步兵裤。
中国军团内部有乐队、翻译、卫生队；有长枪连、机枪连、炮兵队和骑兵队。
中国军团受到严格的英式正规军的军事训练，包括符合英国皇家步兵操典的队列、最新式武器的使用以及适应近代战争的战术动作。
中国军刚刚成立不久，便执行了第一次战斗任务。这次任务的执行，与其说是考验中国军团的训练成果，不如说是在考验中国人的道德底线。
一九００年，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波及威海卫租界。租界内中国农民的反英情绪来自英国殖民者对租界土地的勘察——中国人认为洋人要强迫他们出卖自己的土地，中国人从来都把出卖土地视为天塌地陷的事情。三月初，租界内的英国人发现农民们在不断地集会，集会的口号是公开的：赶走英国“野人”！鲍尔上校决定对这种反英情绪给予坚决打击，以此表明英国人坚决待在威海卫的决心。二十六日，上校亲自率领四百二十名中国军团士兵出发了。这些士兵每人携带十发子弹，向一个农民的聚集点急行军。在一座破败的庙里，中国军团的士兵看见了至少两千名农民正情绪激动地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武器：一头绑有刀和剪子的棍子、叉子、生锈的矛、老式火绳枪，还有三门老式土炮以及一只大鼓、一只套管式铜号。鲍尔上校的马被这群农民的首领拦住了，中国农民要求英国上校下马说话。傲慢的鲍尔上校没有下马，他向中国军团下达了上刺刀的命令。中国军团的士兵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命令。虽然同样是中国人，但是由于吃得好、穿得暖，中国军团的士兵显得胆气大得多，胆气的前面更有一片闪亮的英式刺刀。农民们退缩了，中国军团的士兵收缴了他们手中的所有武器，并挑选了其中的三个人将之逮捕，其中自然包括敢于拦截英军上校的那个农民首领。
军事行动不流血地圆满完成，这给了英国殖民者一个巨大的惊喜：“事件虽小，意义重大。中国军团表现出了与其指挥官坚定站在一起、即使是与自己的人民对抗也毫不犹豫的作风。”１３
一个多月后，五月五日，流血的战斗来临了。中国军团奉命保护以英军少校彭罗兹为首的租界勘察人员，结果他们连同少校一起受到了农民的袭击。大批愤怒的农民蜂拥而至，少校被刺刀刺伤，左轮手枪也被夺走。战场位于一条干涸的河床上，中国军团按照英国皇家陆军教材上教导的阻击阵形布开射击线，然后开始射击。这是一场真正的大混乱，农民们在中国军团士兵发射的枪弹中勇敢冲击，他们大声呐喊着，冲向那些该死的英国人和为英国人开枪的中国士兵。一个名叫帕瑞拉的英军上尉被一群农民击倒在地，一个农民的粪叉子叉在了他的脖子上，如果不是中国军团士兵的刺刀及时戳进了那个高举着粪叉子的农民的后腰，帕瑞拉上尉的气管很快就会被戳穿。战斗持续的时间很长，尽管中国军团奋力作战，伤亡依然惨重：彭罗兹少校严重受伤，皮雷中士的脸被刺破，两名中国军团士兵被棍子和石头打得浑身是血，其中的一名士兵被农民们扔下山沟摔得奄奄一息。
中国农民死亡二十人。
第二天，租界内的形势依旧严峻，聚集起来的农民比昨天还多。中国军团在营房里补充了弹药，然后再次奉命出击。到达现场的时候，农民们已经站满了山坡。一门土炮发射了，“轰”的一声，钉子、铁片和乱七八糟的金属碎片雨点一样落在中国军团的头顶上。中国军团开始反击。这时，发生了一件值得历史记载的事情：一个中国老汉，肩上的一条扁担担着他的全部家当，朝中国军团的阵地跑来。中国军团中的一些士兵认出来了，这位老汉是军团中一名士兵的父亲。老汉对他的儿子和其他中国军团的士兵说，成千上万的农民决心要扫平这里，如果要想活命赶快逃吧。老汉的儿子对父亲说我宁愿待在这里。老汉没有争辩，穿过中国军团的阵地，跑了。另一个中国军团士兵的父亲，是对面袭击英国人中的一员，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这位父亲被中国军团的枪弹击中死了，但是他的儿子“还是留在了军团”里。
这一天，中国农民又死亡二十多人。
中国军团没有死亡记录。
为此，鲍尔上校收到英国驻北京公使的一封电报：“祝贺鲍尔上校，你的军团表现出色。”１４
直接指挥中国军团作战的英军军官巴恩斯，对这支部队的溢美之辞充斥在他的回忆录中：“中国军团在战斗中毫不逊色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他们为与自己的威海老乡对抗感到骄傲，这无疑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值得信赖。”更重要的是：“他们守纪律，听从指挥，勇敢，吃苦耐劳，射击水平很高，吃饭不挑食物，只要数量充足就行。”１５
一九００年六月二十日，无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对中国军团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大清帝国在这一天向全世界正式宣战。而这就意味着，中国军团将离开威海卫奔赴天津前线与清军作战。
第一批出发的是中国军团的四个连。
鲍尔上校担任指挥，作战参谋为蒙哥特尔上尉。
连队指挥官是：第二连，巴恩斯上尉，赖德尔中尉，德恩上士；第四连，沃森上尉，布瑞中尉，波顿上士；第五连，希尔上尉，费尔福克斯中尉；第六连，蒙兹上尉，欧雷凡中尉，威泰克上士。
军团乘英国军舰“奥兰多”号于二十二日凌晨五时到达大沽口。
这些隶属英军的中国青年，沿着铁路向天津方向行军。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家在河北，他们实际上是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而故乡在他们眼前已是一片荒芜，到处是被夷为平地的村庄废墟。英国军官是这样告诉他们的：这些都是俄国人的杰作。
二十三日晚二十时，中国军团穿过清军和义和团的流弹，穿过同样已成废墟的法国租界，到达天津紫竹林，加入到联军保卫租界的战斗行列。
与中国军团同时到达租界的，还有俄、意、美、德、日等国的援军。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那一天各国军队到达天津租界的数字十分确切，其中英军二百五十名。现在，应该明确了，所谓英军，实际是四个连的中国青年。
无法猜测天津租界内受到围困的洋人们看见这样一支部队时的表情。这种表情肯定是复杂的。洋人们因为援军的到达欢呼雀跃，但是他们毕竟已如一群惊弓之鸟，只要看见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产生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尽管他们知道眼前的这些中国人是奉命来保护他们的。洋人们企图从这些中国人的黑眼睛中猜测出他们的内心，但是这些中国人只是默默地集合，排成整齐的队列，听着英军指挥官训话，东方人扁平的脸上神情平静之极。军官训话的内容是，命令他们准备接应被迫返回天津的西摩尔的部队。但是片刻之后，这个命令又被取消了，新命令是分配各连负责警戒的地域范围。中国翻译的声音轻柔迟缓：圣·约翰少校带领的香港和新加坡炮兵队与中国军团会合，第二连将与英勇的威尔士燧枪兵团一起住宿，我们的文职兼行政长官道沃德上校因受命指挥华北地区的军队而被授予陆军准将军衔……世间最残酷的事情，在此时此地，被说得如同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发生的家常琐事一样。
二十七日，俄军偷袭东局子弹药库受到顽强阻击的情景，被站在高处瞭望的中国军团士兵看得清清楚楚。不久，他们便接到了增援俄军的命令。中国军团开始向弹药库方向运动。在运河边，他们看见一群义和团和一支清军骑兵部队向他们走来，这显然是企图增援弹药库，以打击联军的侧翼。中国军团的士兵立即进入阻击状态：“我们丝毫没有理睬头上呼啸而过的子弹，小分队指挥员一直指挥有方，小分队的排枪射击非常有效，命中率很高。非常幸运的是，敌方持有许多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旗帜，这有助于我方准确地选取射击目标。”１６
七月一日，为消除义和团和清军对租界的威胁，联军组织了一次突击，中国军团首当其冲。与中国军团一起行动的，还有日军、香港军团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各五十名以及一百名威尔士军团的英军士兵。眼前是义和团散乱但依然顽强的抵抗，中国军团手端步枪前进。在赖德尔中尉的带领下，中国军团的士兵用刺刀刺死了坚守一座建筑的两名清军。在巴恩斯身边，是中国翻译李和以及号手李平震，这两个不满十八岁的中国青年手持大口径武器，射击时烟雾弥漫。而当清军和义和团反击的时候，中国军团面对的局势严峻起来，他们撤退到一座废墟中。这时，二连一个名叫王国兴的士兵突然站起来，用手中的武器猛烈射击，“冷静得如同在靶场射击一样”。战斗最后的结局是，香港军团死伤五人，中国军团没有伤亡。而在他们的面前，义和团民的尸体布满视野。
中国军团参加的另一场战斗，是和英国皇家海军的一百名水兵、美国海军的一百名陆战队员一起行动，任务是在攻击天津城之前进行一次大规模侦察。这次侦察受到清军的猛烈打击，清军密集的炮火迫使他们不断撤退。撤退的时候，军团副指挥官布鲁斯少校受重伤——他的头盔被一颗子弹击穿，又有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肝脏。一发炮弹几乎在希尔上尉的头顶爆炸，除了他受重伤之外，身边的另一个士兵被炸死。这是一次没有成效的侦察，联军全部被赶回租界。在回来的路上，中国军团的士兵一直抬着爱斯戴尔，这位英国皇家军舰“巴福拉”号上的候补少尉身受重伤，已经奄奄一息。
中国军团还参加了联军守卫老龙头车站的战斗。这是整个天津地区最血腥的一次战斗。一次又一次的冲锋导致中国军团伤亡很大。在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这次战斗的史料中，都涉及了一个细节，这便是冲进火车站的清军官兵退守到车厢内与联军进行肉搏战。不幸的是，从巴恩斯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冲进车厢与清军肉搏的联军中，就有中国军团的士兵――无法想象清军官兵与这些同是中国人的英国雇佣兵扭打肉搏的时候，双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中国军团在天津战场的出现，引起了清军和义和团的极大注意，他们将痛失国土的仇恨集中在他们身上。无论中国军团驻守在哪里、行进在哪里、宿营在哪里，都会有炮弹莫名其妙地落下来，以至于英军指挥官怀疑是中国人派出了大量的奸细时刻监视着中国军团的一举一动。针对中国军团的炮击，最猛烈的一次发生在七月六日，军团刚刚在一个名叫“禁酒厅”的地方驻扎下来，立即遭到猛烈的炮击：“十分钟之内，落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的炮弹，不少于六种型号。”一发炮弹准确地穿过军团食堂的一张餐桌，另一发炮弹在驻地的入口处爆炸造成极大的混乱。接着，一发炮弹在后院爆炸，一名英军中尉身上中了四块弹片，其中的一块弹片把他的脚切断了。最可怕的是，一发炮弹竟然准确无误地从浴室的天花板中间穿了下来，“浴室中呈现出一幅奇异的景色，较其本来的用途更像一把漏勺。” “中国情报局确实有过人之处”，像是“整个地区布满了间谍”。１７一天晚上，中国军团正在进餐。也许是中国军团的后勤人员大量地屠宰了中国人的耕牛，早餐是冷熟牛肉，中午是炖牛肉，晚上是咖喱烧牛肉——正吃牛肉的时候，一发炮弹直接进了餐厅，后果可以想象。中国军团的哨兵在军团宿舍的房顶上抓住了两个携带武器弹药的中国人。同时有报告说，大量的清军和义和团正向军团大规模地包围过来，大有将中国军团全歼的意思。于是，只好紧急转移。
清军中根本不存在“情报局”，如果说有大量的“间谍”，那也只能是义和团的农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军团在战场上的出现，引发了清军和义和团心中的一种无以名状的悲愤，这种情绪立即转化为将这些背叛祖宗的国人斩尽杀绝的决心。虽然在史料中并不多见中国军团过分伤亡的记录，但是他们受到同胞的一致仇恨是毫无疑问的。
天津战斗的最后时刻到来了。中国军团混杂在联军的队伍中向天津城下移动。那是连绵阴雨的天气，前进的路上到处是泥泞，中国军团负责护卫英军炮兵，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不是执行警戒任务而是一群苦力——为英军推那些陷在泥泞中的大炮。这是连骡马都会被累垮的活，但中国军团的士兵一声不吭直到把那些大炮推到天津城下。
中国军团参与攻击的方向是天津南门。士兵们在这里眼看着日军的攻击在猛烈的炮火反击下一次次失败。为此，中国军团建起了一个伤员收容站。晚上，中国军团参加了联军沿通往天津南门的大路扫荡的行动。这是战斗的最后时刻，在通往天津南门的路上，日本人、法国人、水兵、陆军、澳大利亚人、印度人互相推挤、咒骂。沿途的所有房屋，每一间都受到彻底搜查和摧毁，而混杂在这样的队伍中，最得力的应该是中国军团的士兵，因为他们熟悉中国房屋的结构，能够如同进入自己家一样找到隐藏在院子和房屋里的那些藏身之处。
随着日军敢死队员接连爆破城墙，联军对天津南门发起了最后冲击。清军的主力已经没了踪影了，只有少数清军士兵和义和团民依旧抵抗。在接近南门的时候，东城墙下的射击十分猛烈，为此中国军团进行了数次冲击。进入城门之后，沿街的每一间房屋都有抵抗，中国军团的士兵一路扫荡过去。途中，他们接到向西门前进的命令，但是很快命令便修改了，要求他们直接向北门武力压缩。
燃烧的房屋、烧焦的尸体和中国独有物件在大火种散发出的怪味混合在一起，令人窒息。一九００年九月五日的《北华捷报》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军团第四连跟随沃森上尉情愿舍命地冲过弹雨密布的长街……一个士兵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火线上，当军官们和骡子都中弹身亡时，他却仍然坚持自己的职责，不惜牺牲生命。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说，应该向这位中国士兵颁发维多利亚十字勋章。”１８
天津北门，一个悲惨的地方。
巴恩斯带领中国军团到达北门的时候，他们所看见的情景惨不忍睹：尸体堆积，中国人的鲜血顺着所有的街巷流淌着。在一个角落，一家老小缩在一起，看上去他们已如同一堆废墟。天津城内的百姓大多数人受到了致命伤。一位已经身受重伤的母亲，坐在尸体堆中，徒劳地想赶走包围在亲人尸体上的苍蝇，她顽强地这样做着，根本没有对中国军团的士兵看上一眼，这位母亲也许根本无法想象她身后的这些“洋兵”实际上也是一些中国母亲的儿子。
天津城陷落了，那些跟随联军一起攻击这座城池的中国军团的士兵谁也不会想到，他们的行动将导致大清帝国的都城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而都城北京一旦陷落，就意味着整个帝国的失守。对于这一点，英国人十分明白。于是，天津攻城战结束后，英国陆军部特别设计了一种徽章，作为中国军团的团徽，镶嵌在中国军团士兵的帽子和衣领上：中国的一座城门，城门的拱顶上用中文写着“天津”二字。城门的下方，写有”中国军团”字样。在这四个字的上面是“天津”二字的英文拼写。
大清帝国都城陷落的第二年，中国军团的十二名士兵被特别挑选出来，代表中国军团到达英国本土，参加爱德华七世国王的加冕典礼。这些中国军团中的“优秀分子”，一定是头顶着一座中国城门受到英国国王的接见的——想必这是所有来宾中献给那个日不落帝国的最奇异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