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的农民认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蓝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的结果。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国人对洋人的鄙视，最初来自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过真正的洋人之前，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的动物，中国人将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叫或鸟一样地鸣。后来，外面世界的洋人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些看上去还像人的家伙实在是丑陋不堪：苍白并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是杂色的眼球，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这些特征无不证实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与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洋人。一个名叫汪仲洋的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１５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为帝国的高级官员，两江总督裕谦对英国人双腿不能弯曲一事还是给予了证实，他在给帝国政府的奏折中说：“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１６
一八九四年在美国出版的由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日本人译为《支那人气质》，中国人译为《中华民族特征》，书中记述了史密斯在中国生活多年的体会：“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一八四五年，死于一九三二年，在十九世纪与二十纪交替的岁月里，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之久，与其他的洋人一起，他在中国饱受中国人的轻蔑。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衣装紧紧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领口露出内衣，燕尾服在屁股后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至于洋女人穿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洋人常常看见中国女佣在哧哧地窃笑，原因是：“瞧，他们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洋人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步，而是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官员，中国人跑出来想看看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只看见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蔑视。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规矩：兔子一样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样吃生冷的肉。身体看上去苍白得令人害怕，男人无论年龄大小都拄着拐棍，女人晴天白日的还打着雨伞。洋人们卷曲的头发永远别想编成一条像样的辫子！他们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经常彼此搂抱在一起扭来扭去。他们还在公开场合放肆地亲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脸蛋。洋人没有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每个人的来历都不明确，因此他们眼睛的颜色很不正经。
洋人带来的一些机巧的东西，也着实让中国人不知说什么好。
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的实用性，而在于这些东西都传达出一种难以言表的稀奇古怪的氛围。中国人至今对外国的洋玩意儿依然备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着的眼神将其视之为：洋里洋气。
保龄球和桌球——一八八二年《申报》有《观打弹记》一文：“打弹之戏向惟西人为之，华人有窥之者辄遭斥焉。今则华人亦皆能之。”保龄球为“大弹”：“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桌球为“小弹”：“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但是，不管“大弹”、“小弹”，到了中国人手里，立即成为赌博的玩意儿。于是，多数中国人认定了这样一条信念：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中国人最初看见电灯的反应是恐惧：“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诼纷传，谓为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１７但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就喜欢上了电灯。洋人在街上竖起了几盏灯，中国人纷纷上街欣赏。一八八二年十一月七日《申报》报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游观灯之乐。行者，止者，坐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
让中国人惊讶的还有西洋的照相术。一八八三年《申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将选拔官吏时被选拔者须亲自赴京“验明正身”，改为政府查看被选拔者照片即可，说这样可以杜绝官场上的行贿受贿。结果，一个参加选拔的候补官员认为，既然让交照片，交上一张就是了，于是在街上买了一张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国政府选中了。《汪穰卿笔记》曰：“前者某部试录事，试日，印结之外须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检之，乃有一女照片，大惊，然其人已取矣。复试日，俟其人至诘之，直认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此间乃须此，期又迫，姑购诸肆，乌知其为男欤女欤！’”。
洋车的输入，令中国人的心绪更加复杂。一八七四年中国报纸就有广告：“有外国小车出赁”，“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雇用”。所谓“外国小车”，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人力车，中国人俗称“洋车”。此车胶皮两轮，需人拉，车夫快跑如飞，风雨无误，百年之内一直是中国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到中国的洋人无不坐此洋车。中国也从此多了一个平民行业，此行业百年来养活了不少中国贫民，还养活了不少卖文度日的中国文人——那些乘坐洋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着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用脚踹中国车夫的后脊梁，种种列强行径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文学写不尽的伤感素材。但是，洋人无论如何是低贱的，他们就是把中国车夫的洋车砸了，中国人在骨子里还是这样认为的，一部著名话剧中的一句著名台词可以为证：以装神弄鬼为业的穷极潦倒者唐铁嘴，在向国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国人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产的松软的烟卷中时说：“东洋的烟卷，大英国的白面，洋人们一块儿侍候我一个，这不是福气？”——这部著名的话剧就是在中国久演不衰的《茶馆》。
从帝国的官员到帝国的农民，对洋人鄙视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因此，对于洋人的一切，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剔除的。大学士倭仁，为避免在与洋人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的摔伤“豁然痊愈”。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另一个帝国官员，是同样需要在总理衙门“上班”的邓承修，他上奏朝廷坚决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说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与洋人打交道。大学士徐桐——以后大清帝国悲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的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门用砖头堵上，并在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一八六０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联军的二十多位代表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审问的时候还发出手谕让百姓前来观看。帝国的官员官服整齐，脖子上挂着朝珠，左右卫兵均挎刀执戈，再把洋犯人带上堂来。联军的代表刚一提出抗议，僧格林沁就用热烟袋锅子敲击他们的脑袋，让他们按照天朝的制度跪下。这二十多个洋人的枪支、勋章和马鞍等物件，被亲王一一“缴获”运往颐和园展览，展览的地点是一个名为“光明正大”的殿堂。
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给予了极大的鄙视，认为“通晓洋务者”多是些市井无赖；而那些充当驻外公使的中国人，则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一位官员跟随帝国驻俄公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无异于易水送荆柯。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公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上下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１８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公使不但应该受到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道德沦丧并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传教士。
十九世纪末，在大清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他们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多个，而入教的中国教民已达八十多万。这些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只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杨清贤，他解雇了一个行为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抢吃骗喝。为报被解雇之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衙门，说衙门抓的是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 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漫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上就是教会与不信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而那些入教中国教民，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同等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农民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一九００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首先是德国人。
十九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大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力的逐渐发展，“日不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唯一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军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派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苏丹、锡兰、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托管”地内的农民依旧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日不落帝国”走向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蠢蠢欲动。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展海军舰队的法案，这个法案向全世界昭示了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国的后面！于是，当德皇获悉两个德国传教士在中国山东被农民打死时，兴奋异常，他立即派遣舰队向中国进发——十九世纪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无时不刻不在为他们的入侵寻找借口。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在十九世纪最后的时刻，那里成为德国人在中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德式洋房、德式教堂带到了山东，这一切连同在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随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上帝”的中国教民一起，形成了德国历史上第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山东传教的传教士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巨野教案”的起因，是巨野县的二十一名传教士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们的责任，反而逼迫大清帝国处理了几个地方官员，并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横行在自己的土地上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对抗异族入侵的悲壮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些帝国农民唯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的历史“教育”中，农民们可以想象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
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这种想象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每言及中东一役（中国和东洋日本的甲午战争），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和，争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１９一旦帝国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了招架之力，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中国的洋人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杀无赦”。义和团杀人，与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