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但是，普通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决绝，没有观念上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认为自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他们正在进行的是一场“神鬼之战”。
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被帝国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京津地区而是在山西，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偏袒义和团被免职的毓贤，又因突出的“爱国情绪”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２１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一九００年四月十九日。仅仅一个星期后，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突然振奋起来。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洞县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分给围观的百姓。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工匠精造大批钢刀，刀上皆刻“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与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给义和团弟兄，剩下的归毓贤掌握。太原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攻击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燃了起来。在教堂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逃跑了，但是，十一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跑到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名叫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住，义和团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到火堆里。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传教士们被关进一所院子里，由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四十四名外国人被杀。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无法辨认。”
毓贤，一个省级大员，以后大清帝国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临死亡时的情景——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十九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庞大的大清帝国里，洋人不是人。
孔子说：“敬众神，而远之。”
表面上中国人信奉诸“神”，可实际上又不在乎诸“神”。
节日里的一天，几个乞丐敲门，手里拿着几张印制粗糙的“喜神”，说是“送喜”来了。明知道这是乞讨的手段，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赶他们走，而是象征性地给乞丐们点食物，双手把那张纸剪笔画的“喜神”接过来。
欺骗自己可以解释为“自我安慰”，如果连供奉的“神”都可以欺骗，于是谁也说不准这世间还有什么是不能欺骗的了。
信则有，不信则无，这是中国人对“神”的最普遍的态度。
表面上的崇拜和内心里的轻视，这种对待人与事的态度已经渗透到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里。
帝国农民对“神”的供奉，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
农民们的任何“信”与“不信”都有明确目的。
他们不知道人世间有“纯净的情绪”，他们任何形式的“敬神”都必有所求。
帝国农民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太多了，无助的他们希望能有一种力量帮助他们摆脱生存的困境，他们无论供奉什么“神“都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壮胆。
在义和团所供奉的所有的“神”中，最值得关注的“神”是关帝。
在大清帝国经历的那段悲伤历史中，无论是哪一个义和团的团体，无论这伙农民来自什么省份，无论他们老幼、贫富的差距有多大，也无论他们正在懵懵懂懂或者兴高采烈地“举事“，还是面色惶惶或者大义凛然地被杀，在他们的衣襟里，贴着温热的胸膛，毫无例外都珍藏着一个关帝神符——这是洋人们无论如何也看不明白的一个布条，上面写着奇怪的汉字且画着奇怪的图案。
无法解释中国人对一个文学人物如此崇拜的根本原因。无论这个古老的国家经过了多少政治体制变化和时代潮流冲击，也无论是在充满盲目迷信和科学荒漠的百年之前，还是在科技发达和文明进步的今天，中国人对关帝的固执崇拜和忠贞不渝令人细想之下便会茫然不知所措。
而在中国民间，尤其是下层百姓中，对关羽崇拜的原因与统治者完全不同，甚至相反。在中国百姓看来，关羽是“游民的帝王”。中国是世界上游民阶层最庞大的国家。自然灾害、战争、官吏的欺压经常降临在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农民身上，降临在由破产农民转化而来的小手工业者身上，背井离乡和到处流浪最终将成为他们的唯一出路。浪迹江湖和四处谋生的游民阶层，是一群畏缩、软弱和极易冲动的人，他们最需要的是果腹，是生命的保护，为此他们选择了关羽，因为关羽与他们的经历相仿——“亡命奔涿郡”。同样是农民的关羽，杀了当地的官吏而逃亡，这让流浪的农民们感到关羽是自己人。“千里走单骑”、“桃园三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等，这些都迎合了帝国游民的生活特色和性格特征，而关羽最后的人生结局是客死他乡，这又引起了漂泊不定的游民们的极大共鸣，让他们内心百感交集。
被神化了的关羽在中国人心中是万能的：祈福消灾，保家护身，求财源，谋生路，拜把子，甚至希望子孙旺盛都可以求求这位“关老爷”。直到千百年后的今天，这位“神”依旧被中国大小商铺甚至巨型财团供奉着，国人说他是“招财进宝”的象征。
关羽，永远是一身戏剧装束：武巾，长髯，红面，立眉，战袍，大刀，站在中国人供奉的香火面前怒目圆睁了至少上千年。
一九００年，在一个巨大的灾难即将来临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的精神与力量，就这样被一个神鬼化、戏剧化了的刀客支撑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