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囚徒的困境》 译者后记(3)

外国人名没有统一译法也是一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本书采取或者“跟着群众走”或者“跟着专家走”两条路线。前者如本书主角von Neumann,大多数人把他译为“冯·诺依曼”,因此本书也取“冯·诺依曼”。后者如Hans Albrecht Bethe,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主编的《世界人物大辞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中译作“贝蒂”,而在由清华大学现代应用物理系的两位教授编著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中译作“贝特”,显然,后者更专业化一些,因此本书就跟着用“贝特”这个译名了。

本书视野十分广阔,涉及大量的人、地、书刊、历史事件和典故,其中许多是我国读者不熟悉的。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我尽可能以“译者注”的方式给予简要介绍。为此,那时我几乎天天跑国家图书馆查资料,十分辛苦,也相当困难。现在好了,在家里的电脑上随时可以上网检索各种各样的信息。这次修改过程中,我对原先的200多个“译者注”重新检查了一遍,做了相应修改(如不少历史人物近几年陆续去世)。原先应该加注,苦于找不到资料而作罢的,这次得以解决。例如书中提到罗素的朋友Gamel Brenan,这是何许人也?经过上网搜索,终于弄明白罗素的这个朋友原来是个女的,原名Gamel Woolsey,是个作家和诗人,Brenan是她第二任丈夫的姓。如果把本书看成一部“教材”,那么这些注解就是“补充教材”,是我额外献给读者的礼物。

本书译文在海峡两岸的图书评奖中,都有所斩获。在由北大、清华、上海交大和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4家的有关机构发起,由科学时报主办的“读书杯”评奖中,本书获得科学文化·科学普及佳作奖;在台湾,由吴大猷学术基金会主办的吴大猷科学普及著作奖评奖中,本书获得翻译类佳作奖。这使本书成为在海峡两岸同时获奖的极少数图书之一。有趣的是,吴大猷学术基金会颁给笔者的奖牌上,刻着“吴鹤龄小姐惠存”,把白发老翁误当成妙龄女郎。这一方面说明这个奖的评奖委员会是“认书不认人”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证明,这个奖不是译者本人“跑”来的。

本书原著出版于1992年,柏林墙倒塌不久,苏联刚刚解体。译著初版于2005年,冷战已经结束,反恐业已展开。时隔多年,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恐怖主义不但没有被消灭,还有大大扩张之势;“新冷战”或“准冷战”似乎要抬头;和平还是战争仍是世界人民面临的大问题。因此,本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和观点,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凸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值得人们重视。

限于知识和水平,译者虽尽了最大努力,恐怕译文中仍有不少问题,热诚欢迎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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