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九死一生的人生阅历，让他敢闯敢干。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吴佩孚与死神都擦肩而过了，还怕什么。到1924年，吴佩孚作为中国的一代枭雄，其势力范围之广，是其他军阀都难以比肩的。吴佩孚的势力处于巅峰时，北从山海关，南至上海，全由当年这个小秀才掌控。如果没有惊人的军事才能，吴佩孚是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人生高度的。吴佩孚在中秀才之前，迫于生计做过水师营学兵，当时的他就有了军旅生活的实践，而且对古代兵书和军事小说有着浓厚的兴趣，喜欢看抗倭英雄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同时迷上了《三国演义》和《精忠说岳传》。胡适曾在日记里这样记载：“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
吴佩孚研习中国古代兵法，结合近代战争的实际特点，在数次重大战役中运用的战略战术，体现了一个近代军事家的智慧。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主要采用地雷来消灭敌人：他用树枝装扮成士兵，燃放鞭炮，诱使奉军放枪炮，消耗其弹药；以少数兵力分散引诱敌人，待奉军中计前进，就会误踩地雷而被炸死。吴佩孚在战术上善于先用弱兵，后用强兵，这一战术在大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直皖战争中，吴佩孚采用“掏心战术”，亲率士兵为主攻，直杀皖军大本营，并令军队分东、西两路配合主攻包抄。这种“擒贼先擒王”的战术，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各个击破，可是吴佩孚往往出敌不意，大获全胜。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吴佩孚用兵：诚有天才，临阵如无事，兼旬不暇而不疲，精力胆量，实少其比。吴佩孚派兵打仗，还非常注重舆论战，从精神上瓦解敌人。如直皖战争之前，他接连发出指责皖系之通电、檄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罪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吴佩孚采用了类似手法，也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另外，吴佩孚治军也很有一套。在他看来，得一良将，等于得无数精兵。吴佩孚选将标准严苛，他认为，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士心。他不允许部将敛财私蓄，要求将领有钱就必须用在养兵练兵之上。因此，吴佩孚有倡廉的美名。吴佩孚要求手下的将领爱兵，注重官兵之间的感情交流，要求将领与士兵要“一力一心，生死相依”；在战斗中，将领要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吴佩孚本人就是如此，他曾说，在战场上就是碰到拿破仑，他也不会害怕，以此来鼓舞士气。吴佩孚为了驾驭部将，把将才分为“天将”“地将”“神将”“威将”“猛将”“勇将”“儒将”“大将”八种，每一种都规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要求，以此来激励将领进取向上。吴佩孚用兵极注重部队的整体素质，他认为兵贵在精而不在多。一支精锐的部队，除了训练有素以外，还必须纪律严明。他还认为兵不可富，因为富则思家；兵亦不可穷，穷则生怨；兵不可闲，闲则生惰心；兵不可浪，浪则放心生。所以，训练部队要“教法善，操法勤，立法严，立赏宽，令出肃，成功巧，法之明”。他要求士兵实行“六戒”，即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在纪律方面，吴佩孚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在军事教育上，他要求自己的部队“既是民国人，即当立志恢复民国之真正共和，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