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写作生涯是从写“公社开完欢迎会，一颗心飞到生产队”这样的句子开始的。其中还有也很重要的另外一句话：“想着想着入梦乡，手儿放在心窝上。”这就是我初出茅庐时的作品，并谎称曾经发表在人民公社的黑板报上。因而我与顾城是很不相同的，与他的发轫之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相比较，顾城较早地注意上了自我，我却在随大流式地注意跟自己毫不搭界的社会公众生活。
实际上，我是一个逃离伟大的上山下乡劳动运动的冠军。我不由想到那更为离谱的一句：“明天一早就下地，一定要开好第一犁。”讲这句话之前乃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从没有摸过任何一件劳动工具。我仅在人民公社的打谷场上，凝视漫天铺开的金色谷粒，像一个头戴金色草帽、手握竹竿的游魂，当时心里所想并不高深。至今，我仍在不同的场合反复朗诵我第一次进村时的情景，引来满场哄笑，这又成为我写了一首好诗的佐证。
上面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说明一句大白话，我不是从研究自我起家的。内心在逃避某种运动，嘴上却偏偏说喜爱它，并且力图要把这种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又被现代文学史家斥之为说了假话。于是一昼夜之间，我们接受思想解放运动倡导者的点拨，就像沉睡的虫子被点拨到另外一个方格之中。我们飞快地成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者，成为个性束缚的挣脱者，成为敢说真话的率先者，于是也就有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等作品。
记得作品获奖，我进京领取获奖证书和奖金的时候，京西宾馆的门口有站岗的解放军哨兵向我敬礼。我背着黑色皮包，在哨兵向我敬礼的关口，我身子略为歪了一下，以掩饰皮包内涵。
我气宇轩昂地迈进门厅之后，有红色地毯在脚下铺展，我的眼睛却很聪明地注意着远方。红色地毯铺向远方，然后陡然拐弯，通向电梯。按说我应像走田埂似的，斜插过去，但我偏不，我顺着红地毯铺就的垂直路线，拐了一个大大的弯后到达电梯门口。如果，红地毯象征着社会公众生活的话，我自以为我对它的研究已非常精确，但踏在上面时，还是露出了马脚。与我结伴而行的作家，初出茅庐的成功者，都装作漫不经心地走着。实际上我们都是构思者，因为大家都构思得太好，反而不被构思所触动。
其实，我总在反复察看如何跟外界的生活打成一片，却命里注定要露出马脚，我好歹找到了一条与自己确实有关联的、笨拙人的写作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