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不能维持正常的上班，1985年，工厂工劳科长亲自把除名决定送到我的手里。我说：本来应该是我去拿的，麻烦你们送来了。自此，我的生活靠全国诗友们的赞助。我无法忘记，在我创作上最困惑的时期，谢冕同志、孙绍振同志、吴思敬同志给予我莫大的关心和支持。
1986年，我凝神观照自己如何生活，写出了长诗《断裂》。《断裂》表达了人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所忽略的许多人生体验，评论界认为是在“展览丑恶”。因为认清了自己，我感到欣慰。
诗刊社在我生活窘迫时对我表示了关切，1986年起我担任诗刊社刊授学院辅导老师。似乎也体会到“往碗里夹好几种菜，是一种幸福”了。
还有，我们总是在谈创伤，至今我仍不明确，创伤的真实部位在哪里。
还有，诗自然是要质朴的，但质朴的情感有时被有教养的诗人所垄断，在质朴之外，仍有我不曾触摸过的世界。难道说，诗人只有心肠变坏了，才具有进行意义？或者说，我一开始就并非纯洁。我在学习纯洁的细节时感受到了压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