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学者看出了关键之点，即在方法学上的新东西。埃米利奥·加罗尼（《国家晚报》1962年10月16日的书籍副刊）指出，这本书以不同寻常的方法谈论美学，将关于艺术的论述向关于其他学科的论述开放，使用了一种“语言—交流”的方法。但加罗尼不同意使用信息理论的某些方法，这一点在以后于1964年出版的《艺术的语义学危机》一书中进一步谈到，这使艾柯在后来出版的《开放的作品》的序言中特别作了说明，接受了这一批评。在同一时期，格劳科·康邦在《文汇》周刊（1962年9月16日）谈到这一周刊（1962年7月26日）发表的加埃塔诺·萨尔韦蒂对《开放的作品》的长篇评论时重申，《开放的作品》的方法学的关键应该是形式和开放性、有序和偶然、传统的形式和含糊的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所有这些因素不是被看作历史性地发生的，而是被看作在当代的每一部作品中存在的辩证的对立。“对结构或‘传统’的强烈要求，无形化或者‘非形象化’的要求正是乔伊斯作品的要害之点，从中可以看出当代艺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趋向的一种状况的典型状况，艾柯只是指出了一种明显的真实情况。”
结束关于《开放的作品》的第一阶段论争的是雷纳托·巴里利，他在《韦里》杂志（1962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说，艾柯“受到这样一种方法的影响，这一方法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欧洲最优秀的文化的方法，可惜战后意大利文化界对此一无所知。这种方法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材料的组织方式、结构模式和使材料具有秩序的方式之上”。这同理想主义对形式的注意正好相反，理想主义关注的是不能构成历史的个人的、不可重复的、特殊的问题。而在新的前景之下，“所谓形式是指一般的、多主体之间的共同立场……是一种在一个时期、一种环境内的共同机制，它能够、应该说是必须构成历史……总之，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这是在确立‘文化模式的历史’”。
巴里利的评论指出了方法上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后来成了艾柯研究的问题：对社会机制现象的关注、非理想主义的欧洲文化手段的使用、结构问题、对艺术的关注，这里所说的艺术不是指创造的奇迹，而是指材料如何组织。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些方面正是引起反对和拒绝的那些问题。《开放的作品》反对的正是克罗齐的传统，这种传统仍然在滋育着人们不注意的意大利理想主义的评论界和哲学界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