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完文稿，再配上我这些年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一切接近尾声。从数以万计的照片中挑出这些照片，并非易事。尤其值得说明的是，本书翻开后的第一幅图片是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拍的。画面背景是意大利“贫穷艺术”重要代表乔凡尼·安塞尔莫（Giovanni Anselmo）的一幅作品。当我将手伸进取景框时，整个画面有了新的意义。这也是我经常提到的“控制意义”。
无论摄影还是写作，从本质上说都是控制意义，而非生产真理。这是一种开放的控制。借着这些意义品，我希望能给读者的，不只有世界的幻象或诗意的审美，更有关于爱欲、正义、媒介与人的命运的深沉思考。这也正是我给部分诗添加解读性注释的原因。有些诗歌可说是“诗哲学”或者“诗评论”。在形式上我无法准确分类，也不需要。诸位只当它们是我文字上的一种拓展，即可。
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罗纳德·托马斯对诗歌的理解。句法是词的诡计，用来约束精神，而诗的韵律只遵循生命的律动。既然如此，对文体进行过度的区分也是对思想的一种禁锢。这也是我近年来一直推崇跨文体写作的原因，我希望借着它完成并丰富我的思考。
一
我承认，当我猛然意识到自己的书架上很多年来都没有新添一本诗集时，我为此感到羞愧并立即着手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些改变。过去被我忽略了的欧美诗歌重新进入我的阅读视野：辛波斯卡、特朗斯特罗姆、托马斯……在他们那里，包括在我这里，标榜无意义、庆祝无意义的写作永远是荒诞的和不可能的，因为无意义也是一种意义。
这几年，又因为在各地做讲座的缘故，我每次在飞机上除了整理隔天的演讲文稿外，通常还会信手写一首诗。这也算是另一种“诗歌加论文”的生活吧。
诗人叶芝曾经说过，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创造了辩论术，而在与自己的争吵中创造了诗。我不是这样的。我写评论的时候只与自己争吵，不与别人争吵；而我在写诗的时候，只负责倾听自己的声音，不与自己争吵。理由是：理性重事实，越辩越明；心灵重意义，最要紧的是跟随。或者说，理性重“NO”，心灵重“YES”。
此外，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诗是平时走路或醒来后记在手机里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还没来得及整理。我甚至觉得，未完成也是诗歌的一种形式。
比如下面这些：
蝴蝶落在窗台上
分明是梦在我的脑海里
却说什么
是我在梦里？
——《梦蝶》
一个好人，为了算计同类
走关系，走到了地下
又走到了天上
——《求神》
我只与笔争吵
它想要更多自由，我说
你等等
它想休息，我说
我们动身吧
——《笔战》
我积累了不少类似的残篇断简，它们都是我思想的火花，是我未完成的诗。
偶尔我还会填词。不过，除了几首自己还算满意，大多半途而废。相较而言，我更喜欢诗经体的古文，觉得它们有节奏感，时而深情款款，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像小篆，时而像魏碑。有一年我坐飞机路过天山，只写了十六个字——“云海茫茫，天山苍苍。如削如凿，念念不忘。”或许这也算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但汉语独一无二的精致让它不需要再完成了。我读宋教仁日记，无比疼惜和怀念他，当晚在自己日记里也只写了十六个字：“悠悠苍天，世之君子。隔世以望，我心永伤。”
其实在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部和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一样壮阔的抒情史诗，当时坚持写了几十页稿纸，可惜后来都遗失了。时至今日，我能想起的也只有描写游子离别家园时的一句话——“早雾浓重，渐将故园消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