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海子与顾城之死，只要就事论事也不难理解，无论两位诗人自杀还是杀人，和诗歌并无必然联系。毕竟，在无数写诗的人里，这些都只是小概率事件。更何况，哪个行业找不出类似的小概率事件呢？
文学归根到底是人学，是人首先病了，才反映在文学上，而不是相反。在此基础上，尽管我承认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没有担起理性和心灵的责任，但我相信这不是文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如果文学有问题，那也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熟悉现当代文学思潮的人知道，二十世纪中国也曾有过自由文学的风潮，胡适一代人的文学改良，即从拒绝“文以载道”开始，关注文学的自由与人的自由。既然文学是人学，文学的自由自然直接关系到人的自由。如自由文学一脉所主张，“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胡秋原）。文学“永久的、绝对的任务”是表现生活、创造生活、认识生活，反对按“极精细的政治观点规定的”指导大纲来写作（苏汶）。当文学背离了人，开始受制于某一风潮、学说、主义的摆布，文学便已经远离了自由，名存而实亡。在此基础上，声称“文学祸国”，无异于对文学进行二次迫害。
如果承认文学是人学，承认其价值在于对人的命运的普遍关照和思考，那么，文学就不应沦为“匕首和投枪”。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派性，一方面使文学变成了“致命的武器”，另一方面又使文学变成了柔软的化妆术。
真正的诗歌“发乎心”，是从内心走出来的，而非政治施压或施肥的产物。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曾经出现过“诗歌大跃进”。据说我老家江西省参加写作的有两百万人以上，写出四百多万首诗。人们用诗来歌颂高产卫星、大食堂、军事化。这表面上的“诗歌大跃进”，实则为“诗歌大跃退”。
如上所述，在青春期艰难困苦的那段时光里，我曾经遇到了诗歌，并且写下了愁肠百结的句子，让我至今不愿重读。但我并不敢说是诗歌毁坏了我的生活，毕竟，那个年代的痛苦、寂寞是真实存在的。对我而言，这些诗歌更像一个时空隧道，让我能够看到当年的自己。也是相同的缘故，我可以借着这个隧道和维度，走进文明的现场，了解更多的历史与心灵。而这一切对于增进我的理性与情感也是大有裨益的。
譬如我对历史课本以外的汪精卫的了解便是从他的诗词开始的。今天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看个究竟，但《双照楼诗词稿》的确为世人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汪精卫。且不说流传甚广的“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我读中学时，有朋友临别赠言，给我写的便是汪精卫的另一首诗：
十年相约共灯光，
一夜西风雁断行。
片语临歧君记取，
愿将肝胆压柔肠。
与原诗不同的是，他将最后一句改成了“愿将肝胆换衷肠”。当时觉得情真意切，感动不已，后来才知道朋友是借了汪精卫的文采。
在主流价值的灌输和压力下，没有谁对汪精卫的重新评价不小心翼翼。这包括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谈到两位民国县长“一个保社会，一个保国家”时的谨慎态度。但为什么胡适、叶嘉莹对汪精卫另有疼痛和评价，而不是简单地给他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汪精卫死后，胡适在日记里写道：“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终身不免行有‘烈士’的complex（情结）。”而叶嘉莹也在她的演讲中提到汪精卫有“精卫情结”，并以《见人析车轮为薪作此歌》一诗为证，称汪精卫以“劳薪”①自许，宁可把自己烧了，蒸出一锅饭来给大家吃。这个观点倒是呼应了当年汪精卫愿意“以身饲虎”的说法，虽然目前并不为主流人群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