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别说诗人中还有徐志摩，其对苏联模式的洞察，深度不在乔治·奥威尔之下。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胡适甚至都一度开始赞美苏联，认为那是一种政治试验时，徐志摩却在1925年苏联的旅行中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黑暗：
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怖和黑暗，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往二十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的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
有时候我简直是一个宿命论者——例如，我觉得这世界的罪孽实在太深了，支节的改变，是要不到的，人们不根本悔悟的时候，不免遭大劫，但执行大劫的使者，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还是人类自己。莫斯科就仿佛负有那样的使命。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天堂之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是感性的，同时也是理性的。在他那里，感性与理性是互相救济的，他不会因为理论的说教而丢掉对现实的敏感，不会用理性驱逐心灵。借用他的话，诗从来就没有犯下罪行，“不是安琪儿，也不是魔鬼”，真正犯下罪行的是人类自己。
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里，徐志摩看到了苏联人的个人自由将被缩减到零度以下，由此看到了输入革命的可怕。在那里，托尔斯泰的书被化成了纸浆，改印列宁的文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差点饿死。在如何看待苏联的问题上，徐志摩收回了自己对罗素的批评，意识到“俄国的文化是荡尽了，现在就靠流在外国的一群人，诗人，美术家等等，勉力来代表斯拉夫的精神”。①徐志摩自况是一个“一肩行李，两袖清风”的书生，而且也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他坚持认为同时代的中国人以借来的方法实现借来的理想，是一种“可耻的堕落”——“假如革中国命的是孙中山，你们要小心了，不要让外国来的野鬼钻进了中山先生的棺材里去！”
此前，说到中国的古典诗词，我曾经有过一个念头——如果唐宋时期的诗人、词人能够多写些所谓“理性、建设性”的文章，而不只是抚着青楼的栏杆抒发离情别绪，中国的政治史会不会好看些？当时有此想法，也是感叹中国文化积累中的“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可仔细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在“抒发情绪”？历史走到哪一步，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岂是几位诗人、词人所能左右？王权主义奉行愚民政策，时常判决被强奸者有罪，还谈什么“诗人误国”，实则是“国误诗人久矣”。更不要说，诗人抒发情感，也是人性所需。《诗经》之所以能够穿透历史，流传至今，自是因为那些古诗融汇了人类共有之情感。
你不能因为有人写告密信，就论定书信是罪魁祸首，而忽略那个告密者以及给他打赏的人。同样是诗歌，两个人写出来效果不一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代的表现也不一样。试想，1921年写《天上的街市》的郭沫若和三十年后写《我向你高呼万岁》①给斯大林祝寿的郭沫若，还是同一个人吗？不明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迷魂汤，明白事理的人给文学注入理性精神。这一切与文学在本质上是否理性并无必然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