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拙作的篇幅往往比史记的篇章要来得长些，难以仿效太史公把史论部分集中在一篇之末尾去写出来。因此我会在全文之中分散插入我的论点，用“我判断”、“我分析”、“我认为”这种句子作为标示。有些读者可能会不喜欢拙作的这种作风，他们认为应该像孔子着春秋这样的“述而不作”。那么容我建议，就请他们把那种段落的文句跳过去，略而不读可也。这就像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如果不喜欢司马迁个人的看法，是可以不去读那些“太史公曰”的片断。
拙作在体裁上与坊间常见史学文章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我不喜欢多用批注，在本书中收录的一篇文章里，即（一九六三年“行政院长”陈下严上之原因），其第六章“感言”的第七节，即“拙作为什么不多作自注”中间，我对这一点已作了说明。因为这节文字稍长，在此不再复述，此处要强调的是古代中国人写书者自己是不作批注的，都是由旁人去作批注的。
拙作与时下的史学论文第三个不同之处，是在论点所采取的切入之角度与推论分析的方法。
自从“五四”以后，西风东渐，国人纷纷出洋取经，治史学者亦为如之。
我在美国住了四十多年，所学所事皆为数学、计算机与企管，并没有念文史哲等学科，因此对西方史学界的治学方法并不熟悉。反过来，由于家庭的因素，我从小熟读了古文与国史，倒是与五四以前的读书人背景类似的了。可是我与他们是有大为相异之处，就是我究竟长期在美国生活，总不免受西方人影响。
与我同辈留学国外的史学界人士相比较，我没有他们的专业修养，可是比起大多数此中人来说，我的国学或中文程度稍微比较好些。他们与我们父祖辈的“西化派”文史哲学专家们相比，例如与胡适之、傅斯年、陈寅恪等等去比，他们对中国文化、尤其是文史哲的资料之掌握是远为不及之的。
同辈中，时下这些运用西方的治学方法去整理国学的人，不论是在文、史与哲学方面，其优点是观点新颖，所用的方法较为慎思明辨、逻辑严谨，可是大多数人的缺点是对他们所要研究讨论的题目与素材所知既为有限，也不够深入。因此这一类的作者往往喜欢挟洋人以自重，大量引用洋人的研究所得，以其外国师友而自重。请问，陈寅恪先生游学欧美著名学府十多年，其师友多为当时之汉学名家，在陈先生的论文中却罕见引用此辈之论点者，此因先生之学术成就已远远超过他们了。
那么，我与国故派史学人士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是在试着用研究数理的方法去分析及研读中国历史，这只是一个我个人的尝试。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在引用西方人的治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只是一般人是用其史学方法，而我则是用其数理方法而已。
这当然是因为我个人的学历背景所造成的，至于我研究的题材，例如本书中所收的五篇文章，即以蒋中正日记为基础，去分析国民党的几件史事，则纯为一时兴起之偶然。我所要努力的，是利用这些文章，试着为史学同好们去建立一个思考或研究的模式，至于拙作的题目与结论，并不重要，谨供参考而已。
对学数学的人来说，任何一个习题，都已经是有了答案。从小到大，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千百个习题，不论是算术、代数、三角、几何等课目皆然。这些题目，老师理应都知道答案，可见都是已被解答过的。那么学生们为什么要一再辛辛苦苦去寻找答案呢？这是因为大家要学习的，并非在知道这些题目的答案，而是在训练如何思考去找答案的方法与过程。我在谈史论文方面的作品，不仅是在发表拙见，而且也是在史料泛滥的今天，试着去找出一条新的研究的方法来，以供大家参考，并请指教。这是因为古人传下来的研究方法，有许多并不适用于资料过多的现况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