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台湾的出版物很少，书本的售价也颇为昂贵，好读书的我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台北市重庆南路是书局的集中地，两旁都有为数众多的书店。这些书店所出售的书籍却是大同小异，差不多。每每在下课之后，吃了一碗路边摊卖的汤面，我就从街头的书局开始，选择了一本书，读完一章以后，就走到下一家去读那本书的第二章，如此一圈走下来，一般来说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一本书给读完。偶尔有大部头的书籍，就得多去几天才能读完。总之，在读完一本书之后，下一次再去，把同一类的另一本书给读了，如此接二连三，便可以不花一文而读书甚多。我发现这些同类的书籍，例如中国文学史，不同的作者，不同的书本，往往其内容却是雷同的，大家抄来抄去而已。这样子重复读过几遍相同的数据，那时年轻，记性好，也都牢牢记在脑子里了。
有一天，我无意中读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大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那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初读时，我以为分量不重，很快便可以读完。哪知道一读之下，甚为震惊。哪里想得到，陈先生文笔之优美、推理之严谨、立论之新颖与数据运用之巧妙，都可以说是到了完美的地步，令人爱不释手，值得一读再读，久久不忍舍去。
记得那年（一九六三年）暑假，在初读陈先生大作之时，我正在研读一本数学方面的小书，即是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位代数学家写的Peano Axioms。此公先作了五个假设，因之推衍而得了整数系统。其推论之严谨，演算之巧妙，不亚于一般人都学过的欧氏几何（即平面几何）。
我把陈先生的史学作品与此代数书相比较，发现在陈先生笔端，史学论文也可以写得像一篇数学论文这样论理清楚，真是令人心醉。
我当时刚念完大二，这两本书可以说对我一生的影响实为深远。就是使我后来在美国留学时，选择了代数学作为博士论文的专科题材，并且在业余有空暇时对写作历史方面的文章深感兴趣，历五十年而不衰。
当然在“识见”方面，因才资之高下有别，天赋不同，我是远远不及陈寅恪先生的，只希望能取法乎上，则得其中，已经算是侥幸的了。
有了史识，下笔者才能在许多的史料之中作个选择与编排，其论文的水平才能入目，这是在做淘沙取金，酿花成蜜的功夫。可是此人若是有才而无德，会使读者未读其书而先不信其人，则患莫大焉。也就是说作者的史德是写出一篇能被读者接受的史学作品之基本条件。
以上谈到的史料、史识与史德这三方面的考虑，是中国史学中对作者久已有之的要求，自有公论，大家早已有了共识。下面要谈的史论，则有两种不同的典范，并没有一个唯一的标准，此即：
（一）述而不作；例如孔子写春秋，只记述史实。其实孔子“微言大义”、“乱臣贼子惧”，也就是说他在选字造句时甚为谨慎，已把他个人的意见包涵在内，是在做“置入性的营销”，只是没有明白标示出他的论点而已。
（二）作者明白地写出其个人的论点，并且与所记述史实的文句分开，使读者一目了然。例如司马迁写《史记》便是如此，他在正文的末尾往往会写出以“太史公曰”为起首的一段文字，来表达他个人的意见。
七、拙作与一般史学论文三个不同处
我之接触史论的文章，最初是在从小学五年级到大学一年级，练习写作唐宋文时，在先外祖指导下去读“古文观止”、“古文评注”、“东莱博议”、“韩文公全集”等等书籍，其中不少文章是在讨论与评议历史故事的。外祖父当时是在教导我怎样去写文言文，却顺便把我带进了史论的圈子里去。
中年时我写了十年政论，到退休后，已入老年的我，兴趣是在历史与书法的研习。然而积习难改，在论史谈文时每每喜欢发表个人的意见，这是拙作与一般学术性的史学文章第一个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