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看到“肃反”运动中厚厚的一堆机密材料，都是追查我和几个年轻朋友的友谊和交往。目的是要挖出一个小集团，揪出一批暗藏的反革命。今天看来是年轻人特别是从事艺术工作的年轻人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内容，在那个极权时代恰恰是不被允许的。除了党团组织，特别忌讳人们相聚一起。“肃反”中全国追查各种小集团，我和几个朋友被指控为“小家族集团”，从追查我们的一言一行，追查我们写作的作品，再扩大到追查我们的历史，然后把它们都附会成反革命性质。档案里收存的那一册“反右”运动中专案组编写的在内部传阅的《有关“小家族”的材料汇编》和《“小家族”辩论会发言提示》，就是强迫人们按照预定的意图，把小集团归入吴祖光的“二流堂”，而进行大批判的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人们因此清楚地看到了一个事实：在那个专制时代，一个人不仅可能因思想言论获罪，连年轻人最起码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受到干涉和侵害。人的个性遭到压抑，友谊、亲情、爱情、聚会——都被禁忌排斥，都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人们只能生活在一个模子里，汇聚到一个组织中，只允许爱领袖一个人，只允许把思想统一到一个头脑里。这就是档案活生生地展示的那个时代政治管制的一大特点。
最为人们悲叹的，是档案中辑录的大量所谓“坦白材料”“检举材料”“交代材料”“揭发材料”“汇报材料”——有的是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和我的朋友们在压力下无奈地写的揭发和交代材料，有的是我所在单位的一些同事为表现政治积极，对我的攻击和陷害；有的是在劳教队里，囚徒之间的互相攻击和撕咬。看起来这都是一些个人的举动，实质上都是在所谓组织的驱使胁迫下进行的。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管治方法，普遍运用在政治运动中。今天你整了我，到了明天，你也一样沦为被整者，在我的档案中留下了名字的那些曾经是运动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们，到后来的“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地遭受了更为悲惨的结局。人们会问：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之间搞得这样四分五裂、互相仇恨、人人自危，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档案中记录的1959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大饥馑岁月，劳教右派们所经受的苦难、折磨和死亡的悲剧，使人们惊骇和心灵震颤。一些文章引用我经历的那个“两个窝窝头事件”，来论述在那个残酷的生存环境中对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人格尊严的践踏和摧残。那是在1960年冬天饥饿的日子里，一次由我为大家打饭。恰好有一人没来，多余了两个窝窝头，我没有及时送回伙房，我确实有过吃掉它们的念头，但我又不敢吃。正在这时，管教干部发现了这两个没有退回的窝窝头，对我进行追问。我立即作了口头检查。他不罢手，又召开小组会，发动劳教犯对我揭发批判，再责令我写出书面检查。在那个大饥饿的1960年的除夕之夜，监舍铁门外站着荷枪的警卫，我便在昏暗的灯光下，趴在炕沿上，一字一字地鞭挞自己的灵魂，坦白交代自己内心深处的犯罪苗头，批判自己的“可耻”“恶劣”“贪婪”，一直到“反人民”的阶级本性，再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批判到剥削阶级的剥削意识——小组会的批判记录和我的这篇检查，都作为罪证装在我的档案里，我的这篇检查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了四页，前三页收在《一纸苍凉》里，最后一页现在也在丽江保存的这册档案里发现了。
一位评论家看了这些材料后写道：“读到这里，人们怎能不为之悚然？从这个小小的荒诞剧，大致可以想象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对于不曾在那个环境里生活过的人，当然是不能真切体验和想象得到的。所以当你们研究或评论这段历史时，请对这些受尽苦难的人给予更多的理解，不要讥笑他们的软弱和屈从，责难他们的无所作为。”（丹晨：《为了明天——关于杜高的〈又见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