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镇压人民，通货膨胀，民不聊生。于是工人、学生、民主人士奋不顾身，不怕牺牲，发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向国民政府进攻，马叙伦、陶行知等民主战士也亲临前线。再看胡适呢？他身为北京大学校长，频繁地往返于北平、南京两地，参加国民政府的参政会，任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参加制定中华民国宪法，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他做了“过河卒子”，对于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民主和平的斗争，最初以回国不久，国内情况不熟悉，用“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话来敷衍搪塞，说什么：“也许‘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是我近年不大说话的大原因”。北大女生遭美国大兵强奸而引起的抗暴运动，胡适又胡说什么法律问题，不应“抗暴”； 当一九四七年五月全国“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风起云涌的时候，胡适采用所谓“疏导”的手法，曾列席华北学联的会议，劝阻大家不要游行，结果北京大学的学生不少受了胡适的影响。一九四八年，北京大学政治系学生邓特被特务机关逮捕。邓的所谓“罪嫌”，是“受华北学联领导，替共匪宣传”。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等代表，根据同学公意，恳请胡适立即向警备部严正交涉，胡适说，同学被捕的事情，他交训导处去办，他不会为同学的事去跑衙门。胡适对于同学被捕事件还有其基本的看法。他说：
1．学生不是有特殊身分的；
2．学校不是治外法权的地方；
3．从事于革命工作的同学应自行负责。
胡适始终不同意同学所谓“非法逮捕”的用辞，并且搬出所谓宪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证明他不同意的原因。胡适并且说：“我不过是只纸老虎，纸老虎会被戳破的，你们同学不要以为我这里能得到什么保障，其实一点屁的保障也没有，将来大家扯破脸抓人，我没有办法的。”
当时《纽约时报》关于邓特被捕事件的报道，内中有一段说：“北大当局现正面临进退两难的处境，既要维护校内的言论自由权利，又须承认在目前内战局面下国民政府逮捕共产党的权力。北大校长胡适博士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受到公平的普通审讯；校方有权对被捕学生所犯的罪名进行了解，并为他们要求合理的监犯待遇；如果他们的罪状并不严重，应要求将他们释放。他曾向学生声明，如果他们卷入政治活动，他们就必须对他们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负责。”胡适确是如该报所说的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他说什么“自由”、“民主”；一方面他又举手拥护镇压人民自由的宪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胡适总是常引用易卜生说过的一句话，易卜生说：“眼前第一大事是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成器，此外都不重要。”
总之，胡适的根本思想是主张“闭门读书”，反对学生运动的。偶一赞成，也是时势所迫，并非发自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