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胡适和蒋梦麟写了一篇《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登载在《新教育》第二卷第五期上。文中说：“这一年的学生运动，从远大的观点看起来，自然是几十年来的一件大事。从这里面发出来的好效果，自然也不少，引起学生们的自动的精神，是一件；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是二件；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是三件；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是四件；引起许多学生求知的欲望，是五件；这都是旧日课堂生活所不能产生的，我们不能不认为是学生运动的重要贡献。”又说，“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以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中国去年‘五·四’运动与‘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都是有学生的理由的。”但是他却又认为这种学生运动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情。他们说：“单靠用罢课作武器，是最不经济的方法，是下下策，屡用不已，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
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次日，王世杰在胡适家中大放厥词，他一言不发，实际上是默认王世杰的谬论。他也认为这次学生运动不是自觉的，而是被牵着鼻子走的，是最不幸的事情。他深知众怒难犯，不敢公开反对，只在内心不赞成。
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全国人民愤怒。这次引起的学生运动不亚于五·四运动，他也承认学生是自觉的，是有理由的。他为上海惨案事件，写信给当时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处理惨案的建议。可是事隔数月，他到武昌大学去演讲，他说：“‘五卅’沪案，闹得全国纷扰，你们应该走的一条路，就是闭门读书，不管闲事。”于是武大李翊东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驳斥他的谬论。胡适还是坚持一九二〇年的意见。
一二·九爱国运动，是北京各大中学生举行的一次规模很大、声势浩大、英勇奋斗的游行示威运动，这次运动引起的深远影响，不亚于五·四运动。这时，胡适主办的《独立评论》拥护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自然地反对这次学生运动。历次北京的学生运动，都是以北京大学为首，从来没有因参加运动而开除学生的事件。可是当时北京大学是在蒋梦麟、胡适等统治之下，竟开除学生。我在德国遇见的北大同学陈某，河南人，就是参加一二·九运动而被开除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