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寇出没、英雄凋零的清初，噶尔丹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有大志、好立奇功”的传奇悲剧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准噶尔部恢复了嗜血的野性，难以驯化，乃至于千古一帝康熙为之寝食难安，抱病三次御驾亲征。得知噶尔丹死讯时，康熙正在黄河大堤上视察，他当即跪倒，拜天谢地，无比庆幸。
只要火种还在，准噶尔部的星星之火便可以燎原，成为大清王朝的心头之患，康熙、雍正、乾隆历时三朝、祖孙三代为统一西北地区多次征剿准噶尔，清代文献中通称为“平定准噶尔”。
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是准噶尔部著名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6子。他青年时赴西藏投在达赖喇嘛门下，习沙门法，颇受达赖五世器重。噶尔丹天性聪慧，果敢勇武，“不甚爱梵书，惟取短枪摩弄”。他与西藏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相交甚密，时常返回准噶尔部参与其兄僧格的政治外交活动，并与俄国使者伯林暗通款曲。
康熙十年（1671），准噶尔部首领僧格在内讧中被杀。消息一传到西藏，噶尔丹就在西藏僧俗上层的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准噶尔，临行“达赖喇嘛多秘语，膜拜别”。
噶尔丹在准噶尔部很有号召力，僧格旧部、卫拉特蒙古著名首领楚琥尔乌巴什、鄂齐尔图车臣汗的鼎力相助，使他斗志昂扬地投入到统治集团的权力争斗。
噶尔丹的英雄形象在一则史料中有生动记载。噶尔丹归来后，率千余人与车臣、卓特巴巴图尔联军万余骑激战于阿尔泰山地区。他跃马挺枪，冲锋在前，深入敌阵斩杀百十骑，犹如赵子龙附魂，敌人闻风丧胆，溃不成军，而他“身不著一矢”。
车臣、卓特巴巴图尔联军退守金岭口。山高路险，滚石如雨，噶尔丹的士兵不敢仰攻。噶尔丹立斩宰僧数人，身率二十骑先登，呼声震天地。噶尔丹与车臣迎面相遇，“入其车，手缚之，左右皆走散，莫敢当。皆大惊异以为神，弃弓矢，下马趋拜降”。
车臣兵败被杀，卓特巴巴图尔携幼弟达哩及残部逃窜到青海。噶尔丹“遂为所部长”，成了准噶尔政坛的风云人物。
噶尔丹在军事上击败了政敌车臣、卓特巴巴图尔的势力，承袭为准噶尔部大汗。噶尔丹是有大抱负之人，一统蒙古、建立大蒙古帝国是他的宏愿。执掌最高统治权后，他即召集谋臣，商议巩固权力，扩大势力的方略。谋臣献言“近攻计”，具体步骤是先统一天山北路之卫拉特蒙古诸部，进而出兵天山南路，统治回疆，以确立准噶尔在天山南北广大地区的有效统治。
噶尔丹东征西讨，击溃了鄂齐尔图车臣汗与楚琥尔乌巴什联军，实现了“胁诸卫拉特奉其令”的目标。紧接着他利用南疆和卓白山派和黑山派的矛盾，率领12万铁骑，经阿克苏、乌什等地向喀什噶尔、叶尔羌进军，如风卷残云般横扫南疆，灭亡了叶尔羌汗国。噶尔丹扶植和卓伊达雅图勒拉为王，自此以后，准噶尔贵族统治南疆达80余年之久。
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噶尔丹领兵3万，“将侵吐鲁番，渐次内移，往后西套，前哨已至哈密”，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噶尔丹深谙此理，他以“西域既定，诸国咸愿奉为汗，乃请命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赠“博硕克图汗”号。
噶尔丹掌权后，几乎每年遣使向清廷进贡，上奏汗国内重大事宜。1679年，噶尔丹遣使禀告已接受达赖喇嘛所授之博硕克图汗号，请求承认，并进贡锁子甲、鸟枪、马、驼、貂皮等物，清廷收受其进贡方物，但不承认其汗号，拒绝授予汗印。当时清廷正忙于讨伐“三藩”，对远处西北的噶尔丹，只求其表面上的臣服，政治上并无苛求。
噶尔丹将准噶尔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伊犁河谷，冬营地则有额尔齐斯河、博尔塔拉等地，并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撒马尔罕、布哈拉、乌尔根齐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