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肯定不认账，又给我们四个都戴上脚镣。白天戴着脚镣下地干活儿——当时我们脚腕都是血糊糊的，也不知道疼了；晚上还要来吓你，真是太荒唐了——说：‘陈安华，你晓不晓得，你父亲在重庆犯了啥子？’我说，我不清楚。他们又说：‘你父亲现在遭都遭了，你还不坦白交代，和你父亲划清界线！’我当时脑子都懵了，也不知道我父亲究竟犯了什么错。结果从武装连出来，我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去问。我父亲搞得莫名其妙——他当时在厂里很红，还去了工宣队。
“父亲回信说：‘华子，父亲在厂里什么都没犯，厂长、书记对我都很好。父亲还评上了重庆先进工作者。你们那里怎么回事？这样来吓你？’我这才回信把详细情况告诉父亲。我父亲心痛惨了。
“比我更惨的是陈新忠。记得临近中央21号文件（维护知青权益的文件）发布之前，我们四个还在被关押的时候，陈新忠就跟我讲，说：‘安华，我准备写一份血书。’我说：‘你啷个要写血书么？’他说：‘我压力太大了。’——白天要干那么重的活儿，还戴着镣铐，又要遭枪押起；晚上还要提审。早晨起床，哨声一响，动作稍微迟钝些，还没等爬起来，就被一脚踢下去了。我说：‘你真要写血书，就把手指头咬破，写一下就行了。’
“谁知那天中午，我们刚回来——外面是个木工房，里面是我们睡觉的地方；没有床，也没有毯子、铺盖这些，只有一些稻草，就睡在上面。那天，我们在里面吃饭，陈新忠就端起碗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听见‘矼’的一声，他马上就在外面喊：‘安华，快点来，快点来！’我跑出去一看，他拿把斧头，把他的手指头砍了。他说：‘安华，快给我拿纸来！’我就拿纸给他。铺开了，他马上就写了几个字：‘从今后我再也不打架了。’当时他那个脸色卡白，冷汗刷刷流下来。再看他左手的食指，还有一点点皮连着，吊起在那儿。当时就送他去医院，也没有麻药，就用针缝起来。一周之后又感染，整个手都肿了。再送到县医院，还是把那截手指给取了。陈新忠现在下岗，生活过得比较艰苦。回重庆之后，我们都喜欢参加知青活动，他从来不参加。这件事，给他心理造成了阴影。”
听到这里，鸟都飞走了，不忍再听。而我们仍静静坐在安华身边，对这位兄长和他当年的同伴肃然起敬。
安华继续说道：“大约半年之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了一个回访团，成员都是各团选出来的‘精英’，到重庆回访知青家属，也到我父亲所在的重庆第一纺织厂去了。当时，厂长、书记都在，还有回访团的人，在大礼堂开会，接待支边青年的家长。我父亲一听是参谋王德成来了，也不管厂长、书记在不在，马上冲上去质问：‘哪个是十五营的王参谋王德成？’王德成说：‘我是。’父亲就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我就是陈安华的父亲！我儿子在你们那里究竟犯了什么罪？你们要采取捆绑吊打、鸭儿凫水这种法西斯行为？！不仅如此，你们还说我在重庆犯了错，来吓我儿子，要陈安华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居心何在？王德成，你给我说清楚！’
“我父亲跟我是一样的性格，也是不怕死的。就这样指着王德成的鼻子大骂。王德成马上赔不是，说：‘对不起，是我们的过错，是我们的工作没怎么做好，我们要改正——回去一定好好照顾陈安华，照顾好所有知青。
“后来王德成回去，开大会的时候还专门喊我去，会后又跟我谈心……”
王德成还在与陈安华谈心，不知谈了些什么。安华还在回忆，可不再说什么。他又点了支烟，吞云吐雾，也吞噬着回忆。
天黑了，安华请我们吃饭喝酒，酒桌在沙坪坝公园，也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
酒后，我们送走了鄢然和晓淇。临别时，我答应会将今天的一切，相片与文字日后寄给她们。她们欣然离去。我又跟着安华一起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