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好像也碰上了放不开手脚的问题，而且比对手更甚。
刺刀都要捅到胸口上了，还要绝对跟上边保持一致，听命于当家人，一级级请示到张学良那儿。东北军好像不是出自兵圣孙子故乡的军队，不懂得“将在外”的道理，不然也就不叫“张家军”了。对于江桥抗战被动挨打的消极防御，自然也就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好像也用不着他人操心。
从一开始就“独走”的关东军，则是另一种情形。
在日本陆军的《阵中要务令》中，要求上至司令官，下至普通一兵，都要受一种在非常情况下可以擅自决定和相机行动的修养训练，并教育他们因坐等命令而误失战机者，不得再入天皇统帅的军队。
为了“独走”到底，本庄繁写了辞职报告进行威胁，要求与更合适的人调换工作。
司令部参谋片仓衷认为，在司令官决定辞职前，应先由幕僚提出意见较为有利。他立即起草电文，经三宅参谋长和板垣参谋同意后，作为参谋长以下所有参谋共同署名的抗议性电报拍往东京：
战时高级司令部的参谋长，必须有远见卓识和统制能力，保持当机立断的勇气，尤其要有敢于自己承担责任的气概。现在关东军的缺点就是司令官胆小怕事，参谋长又缺乏上述气质。在非常之秋，必须录用非凡之人才。
要不说明，谁能想到这话竟然出自片仓衷这位大尉参谋之口？
另一位咄咄逼人的林义秀少佐，则对清水领事搞起特务活动，“严密进行监视之”，是为了“不使清水软化”。因为“领事方面不了解有关本件之情况，请勿对我方之行动加以干涉”。
而当时来到东北的陆军中央部成员，许多人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很快就附和关东军的意见了。
在此期间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驻奉天总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态度的变化。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这位据说与军方对立得很厉害的外交官，在11日给币原喜重郎外相的电报中说：
帝国在北满的威信，与向嫩江方面出兵以前相比，有显著下降之感。将来在北满方面，不仅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处境，而且对满蒙问题的解决以及我整个对华关系，恐怕都会带来很大妨害。政府既已使事态扩大到今天这样，作为不得已的措施，本官亦大体赞同。
“独走”也好，同步、齐步，或者不得已跟上、紧紧跟上关东军的脚步也罢，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都乐不得见到已经和即将的现实。无论彼此顶牛多么厉害，只不过是激进与缓进的策略不同而已。
从九一八事变到二战结束，除了被奉为神一样的天皇，日本走马灯般变换首相，始终缺乏一个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的一个权威人物，结果就是七嘴八舌地乱戗戗，都跟着军方的战车跑了。
不会“独走”的东北军，倒是不乏这样一个人物，从九一八事变到江桥抗战、热河抗战，也就免却了许多口舌之争。只是这位少帅的绝对权威，是建立在他的能力、魄力和雄才大略上的吗？
事变不久，驻朝鲜日军越界，是司令官林铣十郎“独走”。
11月6日，第2师团主力和第39混成旅团一部火速增援江桥，是本庄繁“独走”。
15日，关东军司令部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在嫩江附近能够动用的兵力，步兵约十个大队，骑兵两个中队，野炮兵六个中队，重炮兵两个中队，工兵一个中队。
中央部急了，当即采取措施，紧急增派三个飞行中队，并将预定在大连登陆的第4混成旅团，改道朝鲜釜山。
飞机不用说了，舰船在海上慢，去大连登陆还得绕远，在釜山下船就乘上火车了。
三间房前线，飞机连日轰炸，毁损工事，杀伤、疲惫对手。南满安奉铁路，客货列车全部停运，为军列让路。长春日军则由四（平）洮（南）线转洮昂线，轰隆北上，直奔嫩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