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台湾是2011年9月，公事间有些空隙，友人问我们想去哪里，脱口：“筠园”。
四十分钟捷运（地铁）到淡水，坐上开往金山乡公所的长途汽车，破旧的大巴摇摇晃晃地开出去，前后的阿婆阿公在一个个荒凉小站消失。不知不觉，大海涌现在路边，阴天，海水灰蓝，浪奔起大块的白，黑色防波堤肃立其中，勾勒点线，犹如一幅黑白画卷。对于阿婆阿公，这是看惯的景象，或打盹或聊天，只有我凝视这一路的黑白线条，它一直不变，我一直不厌。有一个叫“草里”的小站，红砖盖的三面小亭，横一条蓝色塑料长凳供人歇脚，亭后就是海水。车站空无一人，海水兀自动荡，这候车室美到奢侈。
大巴天荒地老地开了一个多小时，经过基隆，到达金山。金山的金包里老街都是各色台湾小吃、红花百草膏、凤梨干、干贝酱，有一家庙口小吃店生意火爆，客人点米粉小菜，自己端到隔壁，吃完自行结账，我们研究半天，会不会有人吃完跑单。我弄明白台湾电影里经常出现的“庙口小吃”，顾名思义就是开在庙门口的小吃档。庙是一条街最繁华地段，能在这里生存下去，都是久经考验。果然，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粉。
穿过滚滚红尘的老街，叫出租车，上金宝山。
“去哪里？”司机师傅懒洋洋问。
“去看邓丽君。”师傅坐挺了背。
“筠园”背山面海，秀丽静谧。黑色大理石墓石，黑墓碑，墓碑上她枕着自己右手，仿佛沉睡。墓石上摆满鲜花。踩上去就会响的黑白琴键下，循环放她的歌曲，空谷回音，荡气回肠。我们去的那天一直是日文版。为什么不是中文版？呆一下午，来的大半是日本人，一车游客，拿着相机黑压压地走过来。心想要糟。谁想，既没有导游拿高音喇叭喊“这里这里”，也没有此起彼伏的“快来快来”，他们安静地轮流站在墓前拍照，默默离去，毫不惊扰。真是令人尊敬的民族。
同去的乐评人邱大立说：墓地后面是枫树，我们捡几片枫叶回去。又说：我们在这里多呆一会儿，反正也不赶时间。离去时他发现了墓志铭，我们逐字读一遍。他抚摸着墓志铭后的小树：这树长得真结实（其实就是普通灌木丛）。又说：树上结的小果子真好看。我提议帮他和邓姐姐合影，他小心翼翼地将头靠在她的一侧香肩，害羞又肃穆。同块墓志铭，后来也被民谣歌手小河万晓利逐字逐句读过，那是半年后，同样害羞肃穆地合影，同样小心翼翼毕恭毕敬，这两个来自邯郸的歌手蹲在地上读得如此专注，犹如孤儿凝视远方的孤儿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精神荒漠中，邓丽君柔情的歌声滋润了无数大陆少年的心房。是性启蒙，也是人性的启蒙。原来歌，还可以这样唱，原来，人并不都是杀气腾腾，还可这般柔情，纯真善美；就像复旦中文系教授严锋少时读禁书《牛虻》，狱中的牛虻突然抓住主教手臂，低声说：“把手给我……快……只要一会儿……”，尽管茫茫然不知这个革命者要反动派的手干什么，他还是被触动了。柔弱的人性，通过歌声、透过禁书，雾气般打湿覆盖在少年心灵上、由革命词汇组成的硬壳。
回到台北，朋友推荐去温州街永康街。永康街一带许多小咖啡馆、茶馆、书店，据说许多作家长期盘踞于此写作，比如唐诺及朱家姐妹。这附近都是老街旧屋，住房风格是日式，矮墙小楼，植物探出墙头，绿影扶疏。明白了台湾为什么出小清新，是这样的小门小户小花小草。找张铁志推荐的“青康藏”书店，一两个小时，找到发现没开门。旁边茶馆？也不开。真任性。不知是文化如此，还是因为房租成本不同，我看到的香港小店普遍比台湾小店勤奋。大陆饭馆一般只做两餐生意：中饭、晚饭。而许多香港茶餐厅是从早餐开始，洗刷炖炒直到深夜关门。台湾小店则较为随意，朋友推荐的“小隐”，门口黑板以流丽的书法写着：店小二外出，午餐暂停供应一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