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转折点的作家由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代表完全正当；借明晰有效的风格和温和的怀疑，他成为瑞典小说家中的经典人物。1910年代的作家中，王晔很正确地在两位先驱前驻足，他们是伊迪特·索德格朗和帕尔·拉格克维斯特，是寻求激烈情感的勇敢表达的欧洲表现主义的代表：前者表现为对生活心醉神迷的积极态度，后者表现为令人毛骨悚然的苦闷。拉格克维斯特用他的后期作品《侏儒》和《巴拉巴》表现了他的伟大。
192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这代人中，王晔选出的是两个大诗人卡琳·博耶（Karin Boye）和雅尔玛尔·古尔贝里（Hjalmar Gullberg），后者的后期诗集掀起了一个高潮，他很神奇地在年轻一代的刺激下，达成了新的、强烈的个人表达。
难以考察的阶段是约从1930年开始的半个世纪，我个人认为，那是瑞典文学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正是在1930年左右，国际性的现代主义有了切实的突破。诗人和评论家阿涩·隆德克维斯特（Artur Lundkvist）无论在文化生活还是在其诗歌方面都是新潮流的领袖。王晔在哈瑞·马丁松（Harry Martinson）及贡纳尔·埃凯洛夫前驻足。马丁松成功地借助大胆的图像，表达了他在七大洋的经历，以及对瑞典的自然近距离锐利观察的体验。他也是从中国哲学中吸取了强烈印象的人。而按照我本人及许多人的看法，这群人中最伟大的诗人，在二十世纪当数埃凯洛夫。他用一个关于“迟暮地球”的绝望感知，从超现实主义起步，发展成为一位有历史空间的诗人，也发展出一种风格：语言的最日常的字眼获得了富于秘密的光泽。
同时，随着这一诗歌新潮流，也涌现出一代具有劳动阶级背景的小说家。就像隆德克维斯特和马丁松凭借自学的才能一样，他们表达着全新开发出的个人经验领域。这里，王晔完全正确地举出了埃温德·雍松（Eyvind Johnson）和魏海姆·莫贝里（Vilhelm Moberg），前者的代表作是关于一个出卖劳力的男孩乌洛夫的四部曲，后者因为一个农民家庭移民美国的小说而受到喜爱。不过，上述作家身边还有其他一些有劳动背景的有力叙述者，如莫阿·马丁松（Moa Martinson）和伊瓦·楼-约翰松（Iva Lo-Johansson）。
挑选变得越来越难。在1940年代的作家中，王晔站在了达格曼炙热的、受时代苦闷影响的小说面前。这是完全公正的，这一点也并非不重要——因为他是那一代中最有国际影响的一位。但还是要说明，达格曼之外还有一些有分量的作家，比如拉仕·阿林（Lars Ahlin），或拉仕·于伦斯坦（Lars Gyllensten）——一个抒发了和达格曼一样的时代感的诗人，以及文学界名义上的领袖埃瑞克·林德格伦（Erik Lindegren）。我要特别指出罗格纳·托尔西（Ragnar Thoursie），他受超现实主义、电影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启发，发展出了一种强大、可视、严格调和的意象诗歌，对此后的一代意味深长，比如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和我都属这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