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的这些措施，显然是针对由科举考试所形成的帮派的。但随着李德裕的又一次被贬，这些措施也就烟消云散。
但是，一切有头脑的政治家或迟或早都会重新发现李德裕所指出的问题。北宋建隆年间朝廷明确下诏，不准把主考官称为“恩门”、“师门”，录取考生也不准自称是某某考官的“门生”，违者就算犯法。对于这个问题，说得最尖锐的是清代学者顾炎武。他指出，正是座主和门生的关系，导致历来“朋党之祸”。也就是说，科举制度直接造成了社会祸乱之源。这与科举制度的初衷，就完全背道而驰了。
其三，文化资格上的可攻击性。
既然考官们在权力和声誉上都难以自立，那就只剩下文化上的资格了。但可悲的是，他们在文化资格上也没有把握。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文人评鉴文化水平的标尺往往不在于宏观识见而在于细节记忆。一有细节上的记忆失误，立即哄传为笑柄。
中国文化拥集着多少细节啊，但人们总是在一笔之误、一字之差、一名之混中来否定一个人的整体文化。考官对考生是这样，社会对考官也是这样。这种传统一直延伸下来，直到今天，有些历史学家在嘲谑科举考试是一场不学无术的骗局时，往往也动用了一些文化细节，这是不公正的。由此可以推想在古代，考官们为了避免任何一点文化缺漏，将会承受多大的心理磨难。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明正德六年（公元一五一一年）的一次会试，考试后公布的一份优秀考卷中有一个知识性的误差，即在行文中不小心把孔子褒扬的十个弟子和后来配享的十个弟子有点混淆。考官阅卷时可能忽略了这一点。落第考生知道后大哗街市，写出大字报到处张贴。所有的考官都觉得丢了脸，自认晦气不敢吭声。
在这种心态下，可能产生的笑话反而更多。乾隆年间一个考生在考试前外出游玩，在路边见到两棵槐树之间有一口井，不知怎么就记住了。临到考试，他怨恨自己肚子里典故太少，便决定杜撰几个出来，灵机一动写出一句“自两槐夹井以来”，如此等等。这一来，阅卷的考官紧张了，心想那一定是我没有读到过的典故。为了掩饰，给予佳评，这位考生竟被取为解元。
我们可以设身处地为这位考官想一想，他实在不能保证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中绝对没有“两槐夹井”一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只能闭一只眼睛算这个考生“用典有据”。
这种麻烦连一些大学问家也经常遇到。一八九二年廷试，阅卷大臣发现一份考卷中有“闾面”二字不可解，问主持其事的宰相翁同龢是否可能是“闾阎”的笔误。翁同龢以知识广博闻名，低头一想说，以前在书中见过以“闾面”对“檐牙”，应该算对。事后问那位考生，确是笔误，这一下翁同龢闹了笑话。
但我们在笑翁同龢的时候不会太畅快，因为深不可测的中国文化几乎能为任何一种肯定和否定提供依据，因此学问越大越会遇到判断的困惑。
那么，考官应该以哪一条水平线来与考生对位？谁也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有的考官甚至完全不相信有客观标准，只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左右着弃取，便暗暗地用抓阄的办法来领悟“文昌帝君”的旨意。例如清道光年问的穆彰阿，就是这么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