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注意到，当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令新科进士们惊讶的是，其中很多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等方面都不比自己差。她们只是因为性别，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
“那个题目，你是怎么起、承、转、合的？”妓女询问，新科进士敷衍了事地作了回答。
妓女听了一笑，说：“起得尚可，承得拙了，转得不错，合得乏力。”进士一听，大惊失色。他人格的最后支撑点，倒塌在他以为没有支撑点的女子面前。
幸好发现一条史料，说福建泉州晋江人欧阳詹，进士及第后到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约返京后略加处置便来迎娶。由于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终于成疾，临终前剪髻留诗。欧阳詹最后见到这一切，号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
这件事，好像可以成为戏曲题材，而我感兴趣的只是，终于有一位男人，一个进士，在他的人格结构深处，进士的分量不重，官职的价值不高，却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便这种爱情的外部形象并不高雅。
他的死亡，以一种正常人情的力量，构成了对许多进士残缺人格的比照。
六
纵观历史，对科举制度弊病的发现和整治，大致可分为两大截：唐宋为良性整治阶段，明清为恶性整治阶段。这说起来太复杂，我本想避开，但后来一想，其中有一些内容可能具有跨越时代的参考价值，还是说一说吧。
直到今天，选拔行政官员的制度，还是会遇到一系列麻烦，而很多麻烦是古今相通的。因此，我想带着读者一起回到古代，站在那些头脑清晰、智力充裕的宰相、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礼部侍郎和诸多考官的立场上，看看他们在执掌科举制度时，究竟遇到过哪些逃不开的麻烦。然后，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有没有排解的办法。
当头遇到的一个麻烦，是科举考试要不要与推荐结合起来。
粗粗一想，我们也许会断然反对推荐，以保证考试的纯净性。但是考试的纯净性远不是选拔的准确性。如果选拔不准确，考试的纯净性又有什么意义？
应考者的社会经验和生命状态究竟如何？对自己的判断和期望又是什么？这比书面答卷更为重要，需要靠别人推荐和自我推荐来陈述。因此在唐代，推荐在科举考试中占据很大的地位，算不得作弊。
公元八二八年，崔郾受朝廷之命离长安赴洛阳主持科举考试，临行前公卿百官盛宴饯送。太学博士吴武陵在席间向崔郾推荐杜牧，而且当场朗读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崔郾听了也大为赞赏，吴武陵就直截了当地说：“那就请您让他做头名状元吧。”崔郾也不隐瞒，说：“头名状元已经有人了。”一问下来，不仅头名有了，第二、第三、第四名也有了，杜牧就成了第五名。这事使主考官崔郾很高兴，他当即在席间宣布：“刚才太学博士吴武陵先生送来一位第五名。”
公元八三七年，高锴主持科举考试，他平日在当朝高官中最佩服的是令狐绹，于是在一次上朝时便问令狐绹：“您的朋友中谁最好？”令狐绹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及第。连李商隐也知道自己及第主要是因为令狐绹推荐，就把这一事实写在《与陶进士书》中。
这两件事，现在说起来实在有点要不得。有趣的是，当时大家并没有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可以朗声推举，可以坦然磋商，可以当众宣布，可以详细记述。但如果不是这样，主考官就不知道杜牧写过《阿房宫赋》，就不会对李商隐的名字产生特别的注意了。好在我们都了解杜牧和李商隐，知道没有任何一种考试能把他们那样美丽的才华考出来，因此谁都愿意站出来推荐他们。这种推荐究竟是公平还是不公平的呢？照我说，与其是失落了杜牧和李商隐去追求公平，宁肯要保留着杜牧和李商隐的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