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有这种心理的人，总被社会各方称赞为“胸有大志”。因此，这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
伺机心理也可称作“翻身心理”。本来，以奋斗求成功，无可非议，但中国书生的奋斗不满足自然渐进，而是企盼一朝发迹。成败贵贱切割成黑白两大块，切割线前后双重失态。
他们有世界上最惊人的气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难堪的困厄和屈辱，因为他们知道，迷迷茫茫的远处，会有一个机会。然而，机会只是机会，不存在合理的价值选择，不存在人生的终极关怀。所以，即便在气量和耐心背后，也隐潜着自私和虚伪。
气量和耐心也会碰撞到无法容忍的边界，他们就发牢骚、吐怨言，但大抵不会明确抗争，因为他们明白只有把一切不满上升到官方竞争才高度有效。于是中国书生也就习惯了这种怪异的平衡：愤世嫉俗而又宣布与世无争，安贫乐道而又天天都在嫉恨。从总体而言他们的人生状态都不大好，无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他们缺少透彻的的思维，独立的坚守，无私的奉献，响亮的馈赠。他们的生活旋律比较单一：在隐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隐忍。
其二，骑墙态势。
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落，两头都不诚实。
科举选拔的是行政官员，前不久还是困居穷巷、成日苦吟的书生，包括那位除夕之夜误入宫廷演了通宵傩戏的老人，一旦及第授官之后便能处置行政、裁断诉讼？便能调停钱粮、管束赋税？即便留在中央机关参与文化行政，难道也已具备协调功夫、组织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谅，他们是文人，是书生。但是，作为文人和书生，他们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为他们自从与文化接触，就是为了通过科举而做官，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
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道义，也无所谓文化良知。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或许是少数自省书生的自我嘲谑，但在中国，常常因百无一用而变得百无禁忌。在政治和文化之间骑墙的中国文人，特别擅长把一切文化行为纳入政治架构。一会儿作政治批斗，一会儿作政治表演，而等到真的政治风暴来临，他们大多集体隐身，或变节为奸。因此，所谓“骑墙”，总是一脚苍白，一脚混乱。
其三，矫情倾向。
既然科举的成败关及家族的全部荣誉，于是所有的亲情牵累也就必须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一来二去，科举便与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剧，皆是例证。
那些不敢回家的读书人，可以置年迈的双亲于不顾，可以将新婚的妻子扔在乡间，只怕面子不好看。这样做，开始是出于无奈，但在无奈中也渐渐滋生出矫情和自私。
铁石心肠地轻视亲情，却并不排斥肉欲，那位王泠然开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项就是要一个女人。俗谚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也是这个意思。中国书生中的伪君子习气，大多由此而生。
不知道当年书生中，有几个曾突然领悟到科举对自己的人格损害？我相信一定会有不少，否则我们就读不到那么多鞭辟入里的记载了。但是，一种由巨大的政治权力所支撑的国家行为，怎么会被少数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这少数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么程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