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那种拒绝试卷之外的其他信息，只凭试卷决定一切的做法，毛病更多。来应考的人成千上万，试卷如洪流翻滚，阅卷人能够仔细品鉴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阅卷人都上了年岁，时间赶得又那么紧，看不了多久就会陷于疲惫和麻木，不会从他们眼里漏掉一个人才的说法，只是骗骗局外人罢了。在这种情况下，连考官和阅卷人也极想知道一些推荐信息，使他们在试卷的汪洋中抓摸到一些重点审读对象。
对此，在这方面有深刻体验的柳宗元说得最好。他认为朝廷取士，不妨让考官们在阅卷前对出色的应试者有所闻，即所谓“先声”：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惟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不能遗士者，伪也。惟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必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河东先升集》卷二十二，《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柳宗元是我们所信赖的，他的这种说法当然不是在为私通关节辩护。
如果允许推荐，那么顺理成章也应接受应试者的自荐。一般说来，他们比别人更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在考试之前打理一下平生最得意的作品，寻找社会名流中最懂行的人看一看，说几句话，使自己在候选人中比较引人注意。这种做法，在唐代属于正常之举。唐代科举考试中所风行的“行卷”，便是应试者们自我推荐的一种方式。程千帆先生说：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这也就是一种凭借作品进行自我介绍的手段；而这种手段之所以能够存在和盛行，则是和当时的选举制度分不开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三页。
一度，主考机构也要求应试者把自认为满意的旧作上缴，以供选拔时参考。士子们在选编自荐材料的时候不经意地编出了不少文集，否则很多诗文有可能早就失散了。例如皮日休的《文薮》和元结的《文编》，当初都是为自荐编成的。他们两人也都在编定自己文集的第二年进士及第，看来自荐的作用不小。
大诗人王维因自荐而成为头名状元的故事载于《集异记》，明代传奇《郁轮袍》也讲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味。
故事说，当初年轻的王维以惊人的文学天赋和音乐才华游历于长安上层社会，特别为岐王所看重。科举考试将至，谁若能成为长安京兆府的第一名人选上送，则极有希望夺魁状元。王维听说，对此事有决定权的公主心中已另有人选，就请岐王帮忙。岐王深知王维的才学有竞争力，要他准备好旧诗十篇、琵琶一曲，五天后再来。
五天后王维如期而至，岐王拿出像样的衣服要他穿上，共赴公主府第，名义上是向公主奉献酒乐，王维充作乐师。公主见王维奏曲精妙，大为赞赏，岐王便说：“他不只精通音乐，文词更是无人可比。”王维当即把准备的诗卷献给公主，公主一看更为惊异，说：“这些诗，都是我平常反复诵读的，一直以为是古人佳作，没想到竟然出之于你的手笔！”于是以上宾之礼，与王维畅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