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把我们将近二十年的交往形容为“结伴买书史”，买书的事多很琐碎，但是他给我的影响，很大成分与此有关：我热衷于外国文学，特别是现代派文学，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他推荐我买和读这方面的书而产生的。他还促成了我对关于书的各种知识，包括写作年代、源流影响、作者生平等的浓厚兴趣。起先还局限于知识层面的了解，继而慢慢建立起一系列自己的看法，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文学史的意识。当然最初我们希望多掌握一点东西，只是为的买书便利，不然怎么知道哪本该买，哪本不该买呢。不过那时这方面的现成书籍非常匮乏，已有的一两种也很粗糙肤浅，像《外国名作家传》这种玩意儿竟被我们给翻破了。戴大洪有一部英文版的《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百科全书》（以后我因他推荐也买了一部），他翻译了不少条目，很多事情都是由打这里知道的。一九八五年我们打算自己编一部《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辞典》，已分别写出若干条目，但是规模太大，无力完成，遂改为编纂《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家台历》，挑选了三百六十五位作家，依生卒时间分别系于一年各日，每则约四百字，印在台历的一面上，大概不多不少。其中我只写了一小部分，所以应该算是他的著述。联系过几家出版社，都说有兴趣，但终于没能出版。稿子现在还留在他那里，去年中央台给他做节目，我在电视上看见了，有久别重逢之感。回想起来，这书有点意思的地方在于作家人选的取舍，经过反复商议才确定下来，现在回想起来也还觉得眼光不差，譬如非洲只入选三位，一是桑戈尔，一是索因卡，一是戈迪默，桑戈尔当时已经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后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都还是以后的事情，倒不是说当院士与获奖足以证明什么，但总归有点“先见之明”罢。此外有些入选者如法国的皮埃尔·德里厄·拉罗歇尔，其实颇为重要，然而好像迄今这里出版的《外国名作家大词典》之类的书中仍无条目，更不用提翻译出版他的作品了。那时戴大洪在河南镇平，我们都是通信商量的。
那一时期，我们见面、通信，时常交流读书体会。我曾连续写了四封长信谈茨威格的小说，每一封都有六七千字。但是总的来说，戴大洪应该算是我的一个“沉默的朋友”。交流倒还在其次，彼此的存在已经是一种支持了。随便夸耀别人毫无必要，但他这个人美德确实很多，这里只拣对我有所触动的一点来讲，即他能够把对文学的爱好长期保留在单纯爱好的范围内，别无其他任何目的，为此不计代价，全心全意。我们相识时他还在上大学，每月四十块钱生活费，要拿出将近一半的钱来买书，一到星期天就骑着自行车满城跑，弄得有点营养不良了，记得母亲的一位老朋友在我家见到他，说这个人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为了买书他查阅各种资讯，包括《社科新书目》和《上海新书目》，备有一个本子，上面记载打算买的书将于何时何地出版，见面时他就打开本子一一告诉给我。毕业分配到河南后，北京举办过几种外国电影回顾展，他都专程赶来观看。多买少买一本书，或多看少看一部电影，其实都没有什么，何以一定要锲而不舍呢，大概“爱好”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了。我喜欢文学历时已久，总还不能舍弃一份功利之心；与戴大洪的一番交往，使得我多少减免一点急功近利的追求，至少也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我所深为感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