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沙蕾给我的信，不禁对他充满了怀念之情。只可惜当时不能珍视，给他回信也总是对他对新生活的向往大泼冷水。我不知道那时已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程了。我关于人生的看法，沙蕾无以改变，虽然他一再试图改变我；他在文学上的无比热情，却不能不说是对我的一种促进。整个八十年代，我在文学上实在很消极，因为和他这番交往，我不得不重新打起精神。他给我写信讲过很多鼓励的话。如一九八六年二月七日说：“我们不该急功近利，应埋头写传世之作。我的好诗都是像你这样年纪写的，你赶快努力吧。和我做朋友我是很严格的，一定要对方写出好东西来。我同样也想念你们，但一出门就是半天，又那么远！等我看到你有精品时即来看你们。”此时我写了几篇小说，大约和他的“逼迫”有关，虽然别说“传世之作”了，就连及格都还差得远。沙蕾是自觉的诗人，也应该能够理解，光靠努力远远不足以解决全部文学问题。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同年四月二十七日信中说：“诗当然是要写的，可我实在写不过三、四十年代时的水平，怎么办？”我因此揣想临终时的沙蕾，觉得他恐怕别有一种悲哀罢。
沙蕾有个看法，与父亲过去讲的不谋而合，我以为是很有见地的，见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九日来信：“如果我们将爱好的作家的作品翻来覆去地读，十遍二十遍地读，就会得到他的‘真传’了。”这实际上是他的经验之谈，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信中说：“关于写作，我认为还是要‘师承’的，我写好诗，主要得力于梁宗岱译的《一切的峰顶》，我想你们除博览外，还得精读一最爱的作家的作品，得其神髓，在这基础上树立自己的风格。否则莫衷一是，难得成功。”以后我读周作人，读废名，似乎正是循着这个路径，可是那时沙蕾已不在了。
说来沙蕾这个人很认真，甚至认真到固执，但因而也就不无有趣之处了。譬如我们通信，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彼此之间如何称呼。他要我直呼其名，这在我是一个困难；一九八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来信因此说：“你称呼我名字的确是比较亲切的，假如你实在觉得别扭，那么就称呼我为‘诗人’好了。”直到第二年五月十日来信，仍提及此事：“‘老沙’比‘沙老’当然好，可是有一个‘老’字，我是不大喜欢的。我们何不洋化，你称我为S岂不省笔墨？”我当时另外起了个“稗子”的笔名，他来信便这么叫我，他也因此而自称“沙子”。他否认有代沟存在，我如何回答的不记得了，或许是说“沟”可免而“代”不可免罢，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信中说：“你说‘沟’不存在，我当然相信；至于‘代’，以现代派的眼光看来，可能也是一个框框，应该打破；时序可颠倒，那么，‘代’似乎是不存在的。中国人所谓‘忘年交’，‘忘年’是打破了‘代’，‘交’是打破了‘沟’。”我曾说他“生意盎然”，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沙蕾逝世后十五日，我写了《诗人之死》一诗，以为悼念：
月光里有个声音唤着我
云朵都铺成海的波浪
GM：一阵黑色的风暴卷走了他的船
沙滩于是一半归于黑暗
一半归于月光；而月光
归于海，归于坟茔的涛声
所有的蚌在一瞬间都张开了
所有的蚌都吐出珍珠
AA：世界上所有的花朵都开了
为了迎接他的死
所有的花朵都开作黑色的风暴
为了卷走整个的海
SO：海底是冷寂的
像你苍白的床
月光里有个人在悬崖般的岸边
跳啊跳啊伸直了两只手臂
我的呼喊因有月光照耀
而变作黑色、变作冷寂
这里稍加注释：“GM”即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引句出自她的《死的十四行诗》；“AA”即安娜·阿赫玛托娃，引句出自她的《诗人之死》；“SO”即沙鸥，引句出自他的《哭沙蕾》。父亲的诗写在我之前一周，后收入诗集《失恋者》（一九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