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要记述几个人，他们先后对我的阅读和写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第一位是我的父亲沙鸥先生。我对父亲开始有印象，是在一九七○年，“文革”后他第一次回家，那时才四十多岁，人很瘦，头发很黑，梳向一边，总爱穿一件蓝色的中式罩褂。我还很不懂事，不知怎的对家里忽然出现的这个陌生人颇为抵触，记得有一天他买了一包炸鱼，其中一个鱼头特别大，我竟疑心有毒，拿筷子扒拉来扒拉去，气得父亲把它一下子扔到门外去了。大概是因为父亲讲的那些故事，才使我们变得亲近起来。而此后二十几年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也没多长，一直到我三十五岁那年，他因病去世。如果要讲对父亲的印象，那么“诗人”二字庶几可以概括一切，他的很多行事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理解，这并不是要辩护什么，人已经作古，无须乎任何辩护了。父亲的诗人气质几乎表现在所有方面，古诗所谓“座上客长满，樽中酒不空”和“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都可以拿来形容，他好客，好激动，好凑热闹，好管闲事，好为人师；文思又特别来得快，下笔千言，毫不费力。他的一生，也可以用古人关于“沙鸥”的两联诗词来描述，即早年志向有如杜甫的“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而后来心境则好似辛弃疾的“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了。
父亲自己的著作“文革”时与藏书一起被抄走了，他又从朋友处找到一些，留在家里，成为我最初的文学启蒙读物。我开始写的几百首八行诗，明显受到他的影响，而且几乎每首都经过他的修改。从另一个方面讲，我对他的创作历程和作品也比较熟悉。父亲从一九三九年起手写诗，最早几年的作品我读得很少，据他在《关于我写诗》里介绍，“我在苦闷中写诗，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苦闷。”“我写得很认真，也还美，只是没有特色，没有我自己的个性。”他有特色和自己的个性，还是从一九四四年写四川方言诗开始。我读到的《农村的歌》（一九四五）、《化雪夜》（一九四六）、《林桂清》（一九四七）和《烧村》（一九四八）这几本集子，都是此类之作。诗中描写四川农民的苦难生活，曾经使我深受感动，特别是那首《红花》，多年后我还专门写过一篇鉴赏文章。当然现在看来，用方言写诗，在艺术上不可能是多么有价值的探索。父亲一九四九年以后写的十来本诗集，像《第一声雷》（一九五○）、《天安门前》（一九五三）等，后来他认为都是失败之作，我当时读了也不大感兴趣。记得有一次王亚非提到父亲的名篇《太子河的夜》和《做灯泡的女工》，我把诗找出来，父亲看过，带点诧异地说，好像也没什么意思啊。
到了《蔷薇集》（一九五七）出版，父亲的诗风才有变化，收在那里的《海》、《海鸥》等已经是很精美的八行诗了，但这本书有些杂乱，好诗不多。他自己最喜欢的诗集还是《故乡》（一九五八），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有些篇章还能背诵。《初雪》（一九六三）是另一本父亲自己喜欢的集子，我也反复读过。《故乡》和《初雪》从它们写作的时期来看，应该算是异端了，虽然所收并不都是精纯之作。比较起来，《故乡》比《初雪》更整齐，也更美。这两本书向我展示了这样一位诗人，尽管有着时代深深的烙印（这在我当时的意识里并非一件坏事，甚至是无可置疑的前提；改变这一看法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但仍然恪守着一条艺术的底线，也就是说始终不放弃对美的追求，不忽视诗与非诗的区别。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