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我的一部分兴趣已经转向写诗了。这里要提到过士行，他本是我二哥的棋友，同时喜好文学，于是和我也有些来往。一九七六年春天，他说颐和园有株紫玉兰开花了，约我一起去观赏。看过之后，又往后山和西堤一走。颐和园最近十几年我没有去过，听说修复了苏州街，但我想这么一来，当年后山那种残缺之美也就无从领略了。西堤更不知弄成了什么样子，那时可是一湾浅水，几树衰柳，有些荒野情趣的。玩了一天之后，我们相约要写诗以为纪念。我已经读过一些诗，其中包括父亲的两本集子《故乡》和《初雪》，对他创体的八行诗很感兴趣，于是就用这种形式写了五首小诗，凑成一组。这是我学习写诗的开始，得到过士行不少鼓励，他该算得我这方面的第一个读者。顺便说一句，这时正是“四五”前后，可是我被写诗吸引住了，一共只去过一次天安门广场。八行诗是押韵的，母亲特地为我抄过一部《诗韵新编》，整整抄满两个笔记本，我由此得到不少便利，“京韵十三辙”也就烂熟于心了。后来母亲还用毛笔给我抄过一遍《老子》，那时她练的是苏体字。
那年父亲本来是要回家来的，可是刚刚抵达武汉我伯母家，就听到唐山地震的消息，只得停留下来。我在抗震棚里的生活实在太苦，于是去武汉投奔父亲。我随身带了父亲谈小说的那些长信，他订为一册，题为“管见集”。《管见集》与《创作断想》以后一直留在父亲身边，一九九三年他罹患肝癌，姐姐和我去接他，在他的客厅里住了几个晚上。半夜我起来翻找父亲的稿件，看见了这两部稿子。我稍一犹豫，放回了原处，只带走了后来编为《沙鸥谈诗》的那些文章。于是它们的下落也就不可问了。在武汉我们不大谈论小说，兴趣都在诗上，这多半因为我的堂兄王亚非也在学诗。他在一个文具店当店员，已经写了好几年了。我在武汉住了一个多月，与他相处甚为投机。王亚非的文学观念与时代多少相左，记得曾经在给父亲的信中讲报刊上发表的都是“庙堂文学”，而为父亲大加批评云。他写过一组共计一百多首的诗，带些忧郁色彩，个别篇章则近乎阴暗。相比之下我写的却要明朗得多，可能尚且缺乏人生体验罢。说来我写诗不比写小说，始终未曾以正统观念自行约束，而单单是要表现一点美感而已。除了受父亲很大影响外，最喜欢的是王维和杜牧，写的正是那一路游山玩水之作。此外还有李后主和李清照，我有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王亚非替我借来《全宋词》，我从中抄出了全部《漱玉词》。两位的作品十九能够背诵。在武汉我们陪父亲到长江边和东湖等处游玩，都写了诗。此前父亲写诗都是秘不示人的；这次写的是山水诗，我也就有机会看到了。
十月，我随父亲溯江而上，历时五天，来到重庆。船到宜昌停泊一夜，父亲忽然牙痛难忍，我们上岸去找医院，好容易打听到一家，却不见一个人影儿，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老远才有一盏昏暗灯光，这番历险经历，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轮船沿途停靠码头，我们都要下来走走。当时去过的奉节、万县，不少景观现在都因修三峡大坝而淹没了，最可惜的是石宝寨只是遥望，未能登临，据说如今成了江中“盆景”，也就没有当年的险峻和奇绝了。在奉节爬上一坡梯坎，父亲向一个小孩儿问路，回答说“稀拽拽的”，父亲便向我赞叹四川方言何其丰富。说来他的情绪表达总很真诚，同时也总是有些戏剧性的。一路景色奇特，我们各自写诗三十多首，到重庆后，父亲专门抄成一册，他写了序，我写了跋，取名“二人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