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理性健全的社会，面对尚未澄清的事件应当更有耐心和善意，至少大多人不会匆忙地去做“有罪推断”。但是，为什么善意的推测是如此微弱？为什么主导民间舆论的仍然是对“无视生命价值”的指控和对“蓄意销毁证据”的质疑？有自视清醒的网友认为是妖言惑众，并热心于“理性辟谣”。有自作聪明的人士开始编造各种“阴谋论”（幸好还没有嫁祸于似乎最有嫌疑的航空公司）。当然，有关部门总是可以套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及“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个万能公式。但在根本上，围绕“7·23”事故的舆论状况反映出社会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危机。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认清大局。
鲁迅曾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85年过去了，历史已经历经了改天换地的变化。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杜绝公权的滥用，其中也不乏超出人们想象的“下劣残忍”的个案：有贪赃枉法的恶行、有草菅人命的“管理”、有营私舞弊的交易、有欺上瞒下的伎俩。就在本文写作前的五个月，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免职，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被停职检查。在成千上万的公职人员中，公权私用者也许只是极少数，但他们的腐败以及产生腐败的机制，已经对整个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民众对公权力的信任已经严重透支，这是我们当下国情与民情的一个特征。于是，任何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事件都可能引发公共舆论危机，恶意的推测往往会压倒善意的理解。
如何拯救我们的善意与信任？在根本上，这要求深远而有效的制度改革，这当然不是一日之功。在对公共危机的具体处理中，相关的责任部门有必要抛弃惯用的息事宁人模式。时代不同了，谁若是以为凭借一点公关策略就能打发民意，“消除负面影响”，那就太过天真了。只有以彻底敞开真相的决心面对公众的问责，以诚恳的对话态度面对尖锐的质疑，才有可能获取信任与理解。以此而论，7月24日晚上铁道部发言人的表现是大可商榷的。他没有解释清楚掩埋车头的技术必要性，也没有澄清可能由此造成的嫌疑。更重要的，他没有回答是否有人过早发出了停止生命搜救的指令，也没有确认救援过程中罹难者的遗体是否得到应有的尊重。当说出“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对话就中断了，再说出“这是一个奇迹”、“就这么发生了”，相当于无可奉告，对话也就中断了。这类言辞当然会被视为掩饰与推诿，会导向更深的质疑。而当舆论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有关部门再次采用惯常的通令来规约媒体，那么真相就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在对话中断的地方，善意就可能被伤害，在真相朦胧的时候，信任就可能被断送。这将为下一次事故埋下更大的隐患——更恶意的推测和更严重的不信任。若是无力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无论有没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都会出现越来越多“不明真相的群众”，爆发出难以应对的公共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