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我的课堂上两位同学发生争论。甲同学相信言论自由是基本人权，是重要的普世价值；而乙同学反驳说，人权实际上是伪装成普世价值的“西方价值”，并主张“民生才是硬道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价值。甲反问：“难道我不是中国人吗？”乙回应：“你大概已经被西方观念洗脑了。”接下来的对话就有点剑拔弩张：“你自己有没有被什么洗过脑呢？就算我被西方洗脑了，全中国有几亿人都被西方洗脑了，那你怎么办？是不是要开除我们的国籍啊？这就达到你分裂中国的目的了吧？”“哪有几亿人？不过是一小撮‘西奴’而已，开除你们也没什么可惜！”“一小撮是多少啊？你调查统计了过吗？有证据吗？”“那你开口就说几亿人，你有证据吗？”“请不要反问我！因为你本来就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相信，这种抬杠式的争论已经偏离了生活实践中我们对价值的理解。于是我提出几个问题请他们思考。如果你大胆地给领导提意见会有丢失工作的危险，你会不会有所顾虑犹豫？这是否说明（在某种条件下）你实际上更珍视难得的工作机会甚于言论自由？或者，这反而说明言论自由权应当得到保障？“民生是硬道理”是中国独有的价值吗？西方人愿意无条件地为言论自由而牺牲民生吗？但“民生”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否包含让人生活得有尊严？还是说（像饲养场一样）“喂饱了”就算解决了民生问题？那么尊重人权（包括言论自由）与保障民生是根本冲突的还是可以相得益彰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妨碍公共秩序？缺乏自由的强制性秩序会不会比较脆弱？有没有可能实现一种“自由的秩序”？
细致地讨论这些问题仍然会出现新的分歧。但我们发现，分歧的关键很少关乎价值的普世性与特殊性，而更多涉及各种价值在不同情境中的优先性排序。我们也发现，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早已是中西融合、难解难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