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在一个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村庄里，父母打孩子是家常便饭，而且“好孩子”都是被打出来的。但假如有一天，有个男孩去了另一个遥远的异邦村庄，发现父母基本上不打孩子，而那个村庄居然也有很多“好孩子”，他会作何感想？在一个世世代代恪守“守寡戒律”的村庄，有一个丧夫的女子，有一天到了另一个遥远的村庄，在那里她见证到女人居然是可以改嫁的，而那个村庄竟然没有“秩序的崩溃”，她又会作何感想？
在见证了异邦别样的生活之后，他们的视野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可能如同“出走”之前那样，将“打孩子”或“守寡”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们知道“生活可以是不同的样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定会放弃原有的习俗。这个男孩可能仍然心甘情愿地接受“严厉的”教育方式；这位寡妇仍然可能继续坚守她的贞节事业，甚至为此更加骄傲。但他们的理由变化了，或者说，他们需要一个理由来面对“异邦”的另类可能性。在此，我们没有假定“异邦的村庄”代表了什么“普遍真理”，也无须主张“不打孩子”或“允许改嫁”的文化就是“更高的文明”。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另一种情景——异邦的村民远游到了“本邦”，惊奇地发现：打孩子可以成为一种教育方式，而且没有多少孩子“被打坏”了；守寡可以是一种忠贞的方式，也并非那么不可忍受。“异邦人”也会因此形成对自身习俗的反思意识。
所谓“洞穴”，就是由特定习俗构成的社会。生活在特定的习俗中而不自知，是一种“前启蒙”的状态。而我所理解的“启蒙”，就是获得对自身“洞穴性”的一种自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洞穴之中。我们不需要假设看见了“光明”才能获得这种自觉意识，只需要知道“生活可以是别的样子”就够了。
如此理解的启蒙仍然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习俗本来无须理由，而在启蒙之后，各种习俗就会面对各种理由的挑战，也需要用理由来应答和辩护。于是，“说理”就成为启蒙之后的文化核心。而任何“不由分说”的政治与道德秩序，也就越来越难以维系。
